青少年时期的彭真

  时间: 2020-07-02  阅读量:0


公元1902年10月12日,在晋南平原浍水河畔的垤上村,一所贫苦农民的茅舍里降生了一个普通的婴儿。他,就是后来成长为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重要成员之一的彭真。

垤上,位于山西省原曲沃县侯马镇南端。1958年,国务院批准侯马改镇为市,垤上遂为侯马市管辖。在这里,彭真渡过了他的孩提时代,成长为一个心怀天下的有志青年;从这里,他奔向省城太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光明而又艰难的道路。这块土地,遍印着他青少年时代的足迹,记录着他人生里程中的一段重要经历。

苦难的家世

彭真的出生地垤上村所在的侯马,历史上曾经有过进步和繁荣的绚丽岁月。早在春秋战国时,称为新田,为晋国的都城。境内的浍水河,自东向西流过,经过长年累月的积淀,造出了肥沃的土壤,利于农业的发展。垤上村的村民们,就依赖浍河滩的土地,种粮种菜,辛勤劳作。但是,在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封建制度统治下的漫漫长夜里,在这浍河滩终年苦苦煎熬的,竟是一群外乡人。他们大多是从山东逃荒而来的,说着一口标准的山东话。彭真的祖辈,就是从山东省桓台县玉皇阁村逃荒来到垤上村落了户的。

清朝光绪十四年(1888年)前后,彭真的祖籍——山东省桓台县,连续遭受到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据《桓台县志》记载:光绪十三年,是年,大饥,民多外流到山西、陕西、河南省甚多。光绪十四年,五月四日,午后地震。秋,大雨兼大风,秋禾尽淹,米价昂贵,民大饥。是年,民赋“银两税”税率增加,且又增“税契银”、“盐课银”等七种苛捐杂税。

面对这无情的自然灾害和猛虎般的苛捐杂税,为了寻找一条生路,彭真的祖父傅象义,不得不带领全家老少,离开原籍桓台县玉皇阁村,踏上了苦难的逃荒之路。

傅象义的一副扁担,挑着两个加在一起不足两岁最小的儿女,挑起九口之家的全部家当,背井离乡,漂泊他乡。女人们胳膊上挎着山东人惯用的大篮子,手里提着打狗用的枣木棍,身后还跟着两个张着小嘴巴的儿子,一个叫傅维山,一个叫傅维河。年长的傅维山也不过11岁,他,就是彭真的父亲。这家衣衫褴褛、沿路乞讨的逃荒者,迤西来到山西省曲沃县,先辗转在上马一带,后又流落在侯马镇的街上。白天沿门讨饭,夜宿街旁檐下。当朔风吹来,寒冬逐渐迫近之际,他们在垤上村西沟这样一个被人们遗弃的沟壑之地,发现有一些坍塌不堪的破窑洞,虽然年久失修,但还可以躲风避寒。对露宿街头,无以为家的傅象义一家来说,这也算是遇到了好运。于是,傅象义挑选了两孔破窑洞,带着儿子又往深处挖了挖,就这样,自离开玉皇阁老家,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新“家”,从而结束了东跑西颠、飘忽不定的流浪生活。然后,一家老小一方面在浍河滩开垦荒地,另一方面,租种了张姓地主家的5亩河滩地,苦煎苦熬,维持生计。

彭真的父亲傅维山,落户垤上时仅有11岁,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本村东堡的地主裴为仁家扛长工.1901年,他娶了贤慧能干的魏桂枝为妻。魏桂枝也是从山东逃荒来的,落户在曲沃县东张寨村。婚后,两个穷苦的年轻人,相依为命,苦苦支撑,共同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九月(1902年10月12日)正是金秋时节,魏桂枝喜生贵子。可是此时,这个贫困的农家连给这个刚刚降生的婴儿一件遮身的小棉袄也没有。还是奶奶从逃饭路上,捡回了一件富人家扔掉的死孩子身上的衣服,才使孩子得以遮风避寒。傅维山听着落地婴儿的啼哭声,想起了全家自山东逃荒此地,一路上臂挎的大篮子,那是他们沿路生活的命根子呀!于是在征得母亲同意后,为了孩子日后记住傅家讨吃要饭的苦难经历,为他取乳名叫“篮儿”。由于他是傅家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又叫他“大篮子”。至于大名,则按傅家族谱排行,叫做“茂功”。

还在他很小的时候,便跟着妈妈到村外很远的马皮沟打酸枣。有一次,他一不小心脚踏空了,就从山崖上摔了下去,全身扎满了荆刺,但他却没有哭一声。家境的贫寒,生活的艰辛,不仅培养了他倔强的个性,也养成了他热爱劳动的好品德。7岁时,别人家孩子已开始上学,他却随父亲到地里干活,帮助拔草、担茅粪、浇地、喂牲口,力所能胜任的农活,样样都能干。而劳动又把他锻炼得体格强壮,很能吃苦,成了家中的一个好劳力。当时浍河滩提水浇地用的工具还是辘轳,盛水容器是用柳条编成“柳罐”或“水斗”,形状是口圆底尖的锥体形,大小能盛现在的一桶多水。用柳条编成的“柳罐”,本身分量就很重,被水浸透,再盛上水其分量就更重了。因此,浇地是重体力活,二个好劳力一天最多能浇二亩地,一般小孩子是干不了的。但彭真却常常用柳罐浇地,而且浇的地不比大人少。因此,他家种的菜常常比别人家的长得好。

除了一般农活之外,彭真还会纺线,从他记事起,妈妈魏桂枝不是纺线,便是织布。为了养家糊口,在祖母张氏的带领下,彭真家不论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要纺线,祖母张氏很严厉,要求大人每天纺二斤半棉花,小孩每天纺一斤棉花。因此,他们家每天晚上,一架架纺车,不停地转动,嗡嗡的声音响到深夜。七、八岁的孩童,正是贪玩的年龄,但是彭真的小伙伴在外面叫他去玩时,他虽然急得满头大汗,也不敢放下手里的纺线车。正是少年时代的劳动实践,使彭真养成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好思想、好作风。这为他日后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人民爱戴的社会公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刻苦的求知

彭真的父亲傅维山没有上过学,但人很聪明,在裴为仁家当长工的几年里,偷空学习文化,慢慢地达到了能看小说、写书信的水平。裴为仁是个秀才,灯前月下喜欢吟诗诵文。为人勤奋忠厚的傅维山,常常偷偷用人家的笔墨将听到的文字或见到的对联记下来,再去请教识字的人。传说裴为仁为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也不阻止他对笔墨的使用,权作支持。由于他心灵手巧又好学不倦,一有空闲还跟着裴家的管帐先生学习打算盘,慢慢被村里人称作“算盘清”。那时垤上村东堡有一块不规则的河滩地,侯马镇上的算粮官几次搞不清这块地该纳多少粮,受到了镇当局的训斥。于是,傅维山便主动提出替这位算粮官算算,结果很快就算出来了。这消息传遍垤上村,传到侯马镇,许多大户人家都伸出了钦佩的大拇指。这无疑是傅维山与命运拼搏的可喜成果。

尝到知识甜头的傅维山,多么想叫儿子读书上学呀!可是他除了尽自己所能,苦心教授儿子一些文字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真是老天有眼。1914年,山东老家有一个叫傅英海的远房亲戚,前来投奔。他是晚清时的穷秀才,论辈份是傅维山的堂孙,虽然年龄比彭真大出20多岁,但还得管彭真叫小叔叔。傅英海的到来,使彭真的父亲喜出望外,为了能让儿子彭真学到更多的知识,也为了傅英海的衣食有个着落,遂起意在垤上办起私塾,让这位堂孙傅英海执教。

在傅英海的执教下,彭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后又开始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四书五经之类的书,随着知识的不断增加,彭真越来越感到不满足,于是,寻找一些当时能找到的《三国》、《水浒》等古典小说来看。阅读这些小说使彭真的思想越来越活跃。他通过小说中的故事,思考了许多问题,结合对当时社会不平的阶级压迫种种现象的观察,逐渐产生了反抗的意识。一次傅英海问彭真:“你将来想做什么营生?”彭真说:“匡正天下,铲除不平”。傅英海大吃一惊。他发现彭真在油灯下偷偷看的书,竟是《水浒》,便说:“这是禁书,看不得呀!”彭真愤慨地说:“地主恶霸为富不仁,当今世界黑暗透顶,穷人不造反还有活路吗?”傅英海说:“人凭命,虎靠山,世上的穷富是早已注定的。”彭真反问说:“那孟子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该怎样解释?”一席话问得傅英海无言以对,但他对眼前这位比自己小20多岁的小叔叔却爱护到敬佩,敬佩他少年壮志,心怀天下。他曾暗中对傅家人说:“大篮子小叔将来一定能成大器,干大事,他心里装的是天下百姓。”

私塾为彭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而劳动又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迫使彭真十分珍视学习的时间。他总是发愤学习,毫不懈怠。他家人口多,但只有两眼窑洞,其中的一眼还存放着张家财主的一口棺材,比他小的弟妹们都不敢上那儿去玩,而为了安静,彭真每天晚上都到这眼窑洞里读书。一盏小小的油灯,常常伴随他到深夜。每到夏至,窑洞里太潮,生出很多跳蚤,坐在那里跳蚤就顺着裤腿往身上钻,搞得他坐卧不宁。后来彭真便想了一个法子,就端一盆水放在脚下,把裤子挽起来,把脚伸进水里。跳蚤一上他的腿,他就顺手把它们拨拉到水里。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彭真读书几近痴迷,连走路的时间也利用起来,为此曾多次受到过父亲的责骂。有一次,彭真到南滩地里去干活,手里拿着一本书,在路上边走边看。这时,他的一个长辈亲戚从对面走过来,正想与他打招呼,却见彭真只顾低头看书,对一切都视而不见,使这位爱挑剔的长辈很不自在。于是他在见到彭真的父亲时,很生气地说:“大篮子回来,你问他在路上碰见谁了?怎么他碰见我连一句话都不说!”彭真从地里干活回来,一进门便被其父的一句问话蒙住了:“你在路上碰见谁了?”彭真回答说:“没有碰见什么人呀!”于是彭真又受到了一顿严厉的训斥:“碰见长辈连招呼都不打,念书念到鼻子里去了。”其实,彭真只顾用心读书,没有注意路上的行人,哪里是不认长辈呢。

新学堂的高才生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促进了各种新思潮的传播。民国初年,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各地兴办新学,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办起来。在这种形势下,1914年,在侯马镇东门内路北黄帝庙内,成立了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国民小学。这所学校和旧的私塾不同,再不是四书五经那一套,而是开设了国文、算术、英语、历史、地理、体育、修身等现代课程,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的先进知识。1919年夏秋之交,彭真考进了这所新国民小学,成为该校第五班的一名新学生,这年,他已满17岁。入学后,他将自己的大名“茂功”改为“懋恭”,并给自己立字“敬之”。他对傅英海说:“我这个‘之’就代表父老乡亲,对他们我要永远恭恭敬敬,决不做有损父老百姓的事。”

升入高等小学的彭真,生活仍然很艰苦。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经常天不亮就起来,挑上菜赶往新绛街上去卖,然后再赶回学校上课。那时在二高上学的学生,大部分是一星期回一次家,每月只需交38斤白面、1斤小米、500文钱,就可以在学校起伙。而彭真吃的却常常是从家里带的用玉米面摊的薄煎饼。在穿着上,有钱的同学穿的是细布制服、洋袜子,而彭真不论春夏秋冬,穿的都是他母亲自织自染的黑色粗布衣。直到上二年级时,学校规定在校学生必须穿蓝或绿两种颜色的制服,彭真的父母才不得不咬着牙,勒紧腰带,按照学校的规定,改变了他穿黑色粗布衣服的形象。

在这所新学堂里,彭真总是第一个起床。教室的门还没有开,他就坐在操场的一块石碾上背书。晚上熄灯以后,他还到操场上背书,据说,有一次他一个晚上就背了36篇古文。那时,在他的床头前,他给自己写了这样的座右铭:“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他就是这样时时鞭策自己、激励自己的。

由于彭真勤奋好学,不耻下问,每次考试,他在班上总是排在第一名,成为当时二高的高才生。特别是他的文章写得好,老师常常把它作为范文,贴在堂上,供大家学习欣赏,而彭真本人也就赢得了广大同学的尊敬。有一次,教语文的老师叫大家作文,写在黑板上的题目却是一个大大的“?”号。全班同学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不知怎样下笔,而彭真却没有用多久便交了卷子。第二天上课时,老师把彭真的文章贴堂公布,让大家观看。只见上面写道:

“纵观天下知识,一言以蔽之日学问。不问就不会学,求知必要善问,这个‘问’字实乃有志之士奋发求进步的动力也。如今世界,充满了令人难以回答的‘?’,只不过许多人不求甚解,人云亦云,或者不懂装懂,得过且过而已。我求天下理,必带这个‘?’号而思索。只有如此,才能担起改造中国社会之重任。”

此文立论正确,论述深刻,言简而意赅,堪称佳作。对于年仅十七岁的彭真来说,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足见其思想敏捷,学识超凡。

反帝爱国新思想的萌生

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全国,推动了全国思想的大解放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新高潮的迭起。这一运动,在侯马各阶层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在侯马镇的大街上,贴出了各种各样的小报,对“五四”运动发表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彭真萌生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他经常与要好的同学关嵩峰、刘殿元、王哲、李茂德、张俊良等集聚在浍河旁,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到街头阅览进步报刊,参加各种场合的辩论会、讨论会。由于彭真的国文基础较好,毛笔字也写得好,参加辨论时又思维清晰,语言犀利,讲得有理有据,因而被同学们推选为宣传队长。从此,他经常带着同学们到镇街上或附近农村进行宣传。每当外出活动时,他就先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讲一讲。如果哪个同学对某个问题有较好的认识,他就让那个同学专门讲这个问题,而同学们也乐于服从他的领导。因此,彭真无形中成了学生的领袖人物。

彭真不但善于进行辩论和宣传,而且遇事善于动脑筋,办事十分讲究方式方法。1920年冬,设在财神庙一间小房内的二高茶炉房地面积满了水,学生们便把财神庙的匾牌摘下铺在地上垫路。一天,侯马镇镇长、南堡村绅士高其銮来到学校,看见匾牌垫在地上,便大骂学生没有教养,对神灵不敬,并气汹汹地责令校长崔国华把匾牌挂上。彭真听说之后,对同学们说:“财神有什么可敬的,他还不是人捧的吗?他能给人办啥事?富的还不是富,穷的还不是穷?既然他什么事也办不了,那就让他为咱们出点力吧!”就这样,那块垫在地上的匾牌仍旧躺在泥水中。不几天,高其銮又到学校,看见匾牌还垫在地上,又责骂起来,这时彭真和同学们围上去质问道:为什么茶炉房漏水你不管,却为那块无用的匾牌骂学生?并要高给学生们担水喝。一时,高的体面扫地,气得跑到井边以投井相威胁,不料刚踏上井台就摔了一跤。这时彭真带上几个同学把他抬下井台,扔在地上,并警告他说:再要乱骂学生,就往嘴里灌茅粪。高其銮从地上爬起来浑身泥水,狼狈不堪地离开了学校。

1922年,在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苦读三年后的彭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从此,他告别了父母弟妹,告别了养育他的黄土地和滚滚浍河水,踏上了他人生里程中的一个全新阶段。在那里,他接受了克思列宁主义,于1923年先后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投身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