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纪曼：一位“党外”红色特工的传奇人生

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年后却因被捕而失去组织关系。从此“党外”红色特工经历成为他一生的传奇。他利用国民党国防部少将专员的身份，为我党传递了许多影响战局的绝密情报，也曾几次被敌人逮捕又奇迹般越狱。他就是情报史上历经坎坷的孤胆斗士——范纪曼。

没有组织关系的地下特工

范纪曼原名范贤本，化名范行，笔名范纪美，1906年3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梁山（今梁平）县。少年时代在万县中学就读。1925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和罗瑞卿等成为同班同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汀泗桥战斗中，范纪曼身先士卒，英勇负伤。伤愈后党调他去四川开展工作，到万县地区建党，先后担任梁山县、合川县的县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北川地区军委书记。1929年组织派他去重庆，先后在西南美专、重庆高中等校从事学生运动。此间结识了女友彭雅萝。同年秋，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派他去上海工作。彭雅萝同往上海，考入上海音专。

地下党将范纪曼的组织关系编在法租界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担任新新里支部的交通联络员。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因叛徒出卖，范被敌人逮捕。狱中三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身份，经亲友营救于同年8月交保释放。当时由于推行立三错误路线，将党、团组织撤销与工会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搞飞行集会，武装暴动，范从此未能接上组织关系。

范纪曼和彭雅萝决定去北平寻找党组织，二人便投考进入北平大学。范纪曼在北大先后就读艺术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彭雅萝则专修音乐。在这里范纪曼终于和共产党员发生了工作联系，提出要求解决他的组织问题。但由于当时在上海的党组织又多次遭到大破坏，党中央也撤往江西苏区，组织之间无法取得联系，所以未能为范纪曼恢复组织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范纪曼被北平68所大中学校学生会选为抗日学联主席之一，并兼南下示威请愿团纠察队总指挥。他带领5000多名学生，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与军警搏斗受重伤。宋庆龄介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前去采访，报道了范纪曼等的英雄事迹。史沫特莱把自己的派克笔送给范纪曼，以表敬意。宋庆龄也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从而使全国抗日反蒋运动掀起高潮。

范纪曼在北平利用帮国民党机关翻译文件的机会，获得外交机密，送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扬。后来冀叛变革命，范纪曼又被捕，经党多方营救，始获出狱。1933年，党中央派刘逸樵主持北平党的工作，刘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大晚报》特派记者，暗自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搜集情报，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有直接联系。刘见范交往广泛，就交给他搜集日军和国民党军队情报的任务。范纪曼还用外文为他翻译了日本在东北军政、经济的资料，义勇军与东北抗联抗日斗争的资料等。范的出色工作得到赞许。

后来刘逸樵调上海，范纪曼也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的直接领导是刘逸樵，再往上是潘汉年、李克农。范纪曼和彭雅萝在静安寺路戈登路租下公寓，建立了小家庭。党组织要范纪曼开设书店作掩护，于是范开办了一个旧书店。因在内山书店认识了鲁迅先生，就仿照鲁迅的“三闲书屋”将自己的书店定名为“木简书屋”，由彭雅萝出任经理。这是一处比较隐蔽又易于撤退的好地方，书屋实际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潘汉年要范纪曼与一个地下党员刘鹤孔保持联系。刘当时化名李一鸣，在法租界白尔部路负责一座秘密电台。范纪曼经常驾摩托车为电台传递讯息。有一天，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敌人正在和法租界巡捕房交涉，将要到白尔部路去查抄电台。范纪曼在敌人搜捕之前驾驶摩托车，把电台装入纸箱和麻袋抢救回来；刘鹤孔也及时安全转移，使敌人扑了空。范纪曼煞费苦心，选中了英美商人和侨民集中的静安寺大华商场，租下9号铺面，让刘鹤孔以开文具店作掩护，在屋内挖了个地洞，将电台放在洞内继续发报，及时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1938年8月2日，“党外”斗士范纪曼通过特殊渠道获得重要情报：日军要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日军重炮兵两个旅团，已由日本下关开往朝鲜清津港转图门江南岸三山镇一带布防，掩护日本陆军3个师团进攻张鼓峰，然后迅速经过沼泽地带，进军占领苏联的海参崴。他急如星火，将这一情报送出去。只隔一天，上海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刊出重大新闻：张鼓峰日苏战争爆发，苏联空军编队炸毁日军在图门江三山镇的重炮阵地。范纪曼欣喜若狂，日本鬼子遭歼击，不正是自己及时送出的情报起了作用嘛!

冒险营救党的干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上海的日军孤立无援，惶惶无主；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鞭长莫及。趁此机会，地下党要范纪曼设法营救两位党的重要干部——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抗日联军副总指挥杨树田（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杨靖宇烈士的弟弟），还有地下党员李一鸣。

范纪曼立即约请老同学李时雨（中共秘密党员）来木简书屋商量营救计划。当时蒋介石委任周佛海为首组成“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准备接管上海。李时雨刚刚由周佛海任命为总指挥部的军法处长，在周滞留南京尚未到沪以前代为行使职权。李时雨听范纪曼谈了党的这一指示后，就说他正好与提篮桥监狱的伪监狱长沈冠三相识。两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作一次冒险的尝试：化装闯监狱，逼沈冠三放人！

范纪曼弄来一套少将军官服，化装成刚从重庆飞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坐上由李时雨驾驶的军用汽车，横冲直撞地驶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沈冠三听说是“重庆来客”，慌忙出接。李时雨指着范纪曼对沈冠三说：“这位是刚从重庆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范高参，他是专为来接在押犯人的。这件事是要我们行动总队司令部军法处会同办理的，我特意随同范高参前来，请老兄照办。”范纪曼装出一副蛮横相，厉声责问：“我有两个部下被你们关在这里，还不赶快放出来！”“长官，请问贵部下的大名？”“他们是李一鸣、杨树田，难道你不知道吗？！”沈监狱长诚惶诚恐，立即命令狱吏赶快查一下。不多时，狱吏报告说：“这个案子是上海日军司令部办的苏联谍报案，李一鸣已于前几天被日本人要去了，只有杨树田一个人了。”范纪曼说：“那就接他一个人吧。”片刻，杨树田扛着破被子被看守带到台阶下边。其实范和杨两人并不相识，范想到组织上交代杨曾接受过苏军培训，懂俄文，因此一见杨进来，就抢上一步走近杨树田低声用俄语说：“若是他们问，你就说是我的部下。”杨树田心中有数，立刻恭恭敬敬地向范行了一个军礼。沈冠三见了，对于范、杨之间的关系也就深信不疑。范纪曼感到此地不宜久留，便对李时雨一挥手，说道：“杨出来了，我们走吧!”此时沈冠三急忙说：“长官，你们领去犯人，请写一个提人的收条。”范纪曼不耐烦地训斥道：“日本鬼子都投降了，你们这批汉奸死心塌地，都应枪毙！你不要错过立功机会。我来接我们的人，还要他妈的什么收条！你还想向日本鬼子交差邀功吗？真是混蛋！”李时雨便打圆场说：“提人的收据由我来写吧。”签完字后，沈冠三和几名狱吏像送客人那样送他们出了监狱大门。

他们事先已在锦江饭店开好了房间，洗澡、理发、更衣、吃了点心以后，仍用李时雨的军车把杨树田送到拉都路安乐村(党的一处秘密据点)安顿下来。范纪曼回到木简书屋，立即将胜利完成任务的讯息报告党组织。就在范纪曼救出杨树田的第二天，国民党先遣部队接管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不久，党组织把杨树田接走，安全转移到东北。杨树田后来担任了哈尔滨市副市长。

国防部的“少将专员”

1946年春，刘逸樵从延安回到上海，再次与范纪曼接上头。刘逸樵向范部署工作，“日本帝国主义已被打倒，蒋介石集团正积极准备打内战。今后，我们对敌斗争的对象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组织上派你去利用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打入蒋帮的军事机关中去，获取蒋匪军事情报。你打进去后，先把人事关系搞好，以便为获取重要情报打好基础。你要见机行事，钻得越深越好。”范纪曼见组织上这样信任自己，深受鼓舞。

1946年6月，蒋介石撕下了和平的伪装，公开发动内战。范纪曼加紧落实刘逸樵要他打入国民党军事机关去的部署。1947年的夏末秋初，抗战时期与范纪曼有过交往的地下党员张子羽，来到木简书屋来找范。张子羽此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并在霞飞路愉园的一幢小洋房办公。范纪曼与张子羽作了一次长谈，表示想去国民党军事机关工作，这样可以获取更多情报。随后张子羽专程去了一趟南京，直接向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推荐改名“范行”的范纪曼，说他是黄埔武汉分校的学生，30年代起就曾为党国在北平搞情报，精通几国外语，博学多才，又曾在美国驻沪新闻处工作，这是国防部要在上海寻觅搞国际情报不可多得的人物。陈诚欣然同意。8月1日，范纪曼就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专搞国际情报。

国防部发给范纪曼一大笔开办费，配备一部小卧车。在霞飞路光明公寓弄来很大的房子做办公室。办公室楼上和对面，全是外国人。范纪曼的顶头上司是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郑介民，所以他每月去一次南京向郑及国防部汇报工作。范纪曼穿上少将服，乘坐小包车去执行的第一次“任务”，就是护送张子羽离开上海，逃离虎口。

◆1946年出版由彭雅萝翻译的《音乐的解放者贝多芬》。

原来，此前张子羽以顾祝同代表的身份，借搞接收之机，和共产党员张建良一起，曾弄到日军留下来的一大批军火，有TNT炸药5卡车、机枪190多挺。他们立即设法将这批军火运出上海，送给在江浙一带活动的新四军。军火送走后，张建良就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但这事终被国民党军统觉察，张子羽暴露，遂下令封锁上海的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出口，一定要追张子羽归案。万分危急中，张子羽秘密找范纪曼商量对策。范纪曼当机立断，冒着杀头的危险，避开一切公共交通出口，亲自驾车将张子羽送到国民党要人常住的复兴岛，用重金雇了条渔船，让张子羽乘渔船出海，先到南朝鲜，再转香港，使张子羽从敌特的眼皮下逃脱了追捕。

临分手，张子羽委托范纪曼照料霞飞路愉园那幢洋房。范向张子羽保证：“这幢房子，解放后是人民的财产，我一定好好保护。”果然，敌特追捕张子羽落空，就想侵吞愉园。范纪曼挺身而出，以国防部少将专员身份与特务据理力争，说明张的房子，因工作需要早就被他的国际情报组征用了，而且还拿出张签字画押的字据作为凭证。敌人趁乱侵吞房产的阴谋终于落空。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彭雅萝翻译的贝多芬传记终于在上海出版了。对美术、绘画有相当造诣的范纪曼，亲自为这本书设计了封面，精心进行装帧，而且为这本书取了个很有意义的书名：《音乐的解放者贝多芬》。范氏夫妇将盼望祖国早日解放的心情，也寄托在这本书中。

为三大战役提供情报

1947年，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性反攻的战略方针，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震撼了整个国民党军政界。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派情报组负责人吴克坚到上海，配合战略反攻，组织领导统战策反工作。

范纪曼冒险送走张子羽，因“少将专员”的身份，一时未受到怀疑。他此时手头有不少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急切盼望联络人刘逸樵，而刘逸樵却不在上海。怎样才能送到党组织手里？他为这事十分发愁。正在这时，范纪曼的同乡、土地革命时期入党后失掉关系的文先俊对他说：“我能设法找到共产党的关系。”范纪曼当即表示：“那好，请你帮忙联系吧。”因为他了解文先俊一直在做进步工作。

文先俊立即将范引见给四川同乡徐淡庐。徐淡庐是吴克坚手下的情报人员，他对范纪曼提供的情报非常满意。同时明确范纪曼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利用有利身份，深入敌特核心，获取国民党党政军宪特的机密情报。从此，徐淡庐便以记者、金融家、教授等不同身份，在各种不同场合与范纪曼联络，从他手中取得不少重要情报。

1948年秋冬，决定解放战争进程的大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响后，范纪曼便打破常规，经常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把从国民党政府和国防部搞到的极有价值的情报，及时提供给党组织。这个时期的情报主要有：

辽沈战役——南京美国军事顾问团答应帮助国民党迅速在秦皇岛建设一海陆空总兵站；蒋介石密令，调全部美式装备的廖耀湘兵团开往辽东，以增强四平、长春的防御能力。

淮海战役——黄百韬兵团被歼后，蒋介石调邱清泉火速增援，邱部司令部的驻地、防守区域都了解得十分清楚。

平津战役——蒋介石眼看失败己成定局，不顾广大人民死活，丧尽天良，竟密令防守天津的陈长捷：“紧急时，可决堤引水入津街巷，以利死守。”

从范纪曼那里送出的这些情报，使我党我军从一个方面掌握了敌情，对于制定作战计划，能知己知彼地打击敌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进行新闻封锁，各方面人士都听不到党的正义的呼唤。于是，吴克坚便指示徐淡庐，叫范纪曼立即设法翻印80份献词，以应各方面的需要。

范纪曼接受任务后，立即去兼课的上海戏剧学校借来钢板、油印机等，并动员文先俊、彭雅萝都来参加工作，文先俊刻蜡纸，彭帮忙油印，然后将80份“新年献词”包装好。为了安全，范纪曼穿上少将服，坐上小汽车，到静安寺的哈同大厦，亲自交给等候在那里的徐淡庐。这个“献词”不胫而走，极大振奋了上海各界人士的精神。

蒋家王朝摇摇欲坠，蒋介石被迫下野。1月25日，蒋介石在溪口家中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陈诚等几个核心人物参加。仅过了一两天，范纪曼便从国防部头头那里将这次“绝密”会议的情报弄到手，并立即送交徐淡庐。蒋介石的绝密会议决定：“国府”迁台湾，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运往台湾。这是中共最早得到蒋介石要逃往台湾的一份极为重要的确切情报。

几十年不改赤子之心

在地下斗争的秘密战线上，总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让人扑朔迷离。

1948年冬，上海时局日趋紧张，敌特进一步加强了对革命的镇压。徐淡庐住的北四川路地区有所暴露，吴克坚希望徐淡庐能设法搬到旧法租界地区来住最为理想。于是，徐淡庐、文先俊和范纪曼多次商量，范建议徐淡庐搬到愉园来和文先俊同住。愉园所在的霞飞路，就是旧法租界的中心地区，又离范住的光明公寓近，有事联系也方便。

范纪曼对党一片赤诚。在愉园，他多次向徐淡庐谈到自己的历史，提出恢复党籍的请求。徐淡庐向组织上转达了他的请求，组织上明确表示：在当前环境下，无法进行了解审查。希望努力工作，多作贡献，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解放后，这个问题会得到正确解决的。徐淡庐还叫范纪曼将自己的请求写个书面材料。范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党倾述了自己的坎坷和向往，捧出了一颗赤子之心。

◆范纪曼与彭雅萝。

1949年初，一位不速之客找到范纪曼。他叫陈恭澍，是30年代蒋介石特务组织“力行社”北平站长，曾让范纪曼帮他翻译情报资料。陈后来在汪伪特工总部任处长，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审查。在此时局最紧张也最混乱之际，他又回到上海来了。陈恭澍一再动员范纪曼同他一起去台湾。陈说，上海反正保不住了，不如到台湾或香港搞国际情报，那你范纪曼这位英雄，就有了用武之地。范纪曼以种种借口推诿。陈恭澍甚至要范纪曼与彭雅萝离婚，然后“无牵无挂”和他一起乘飞机尽快离开上海。范纪曼给予断然拒绝。

然而，厄运正向他悄悄袭来。

当范纪曼搞情报时，一个原来为共产党搞情报的沈寒涛，被中统上海办事处逮捕。特务在沈寒涛那里，发现一本范纪曼送给沈的书，便追问他和范的关系。沈便向敌特招供，说范是共产党，与自己有来往。范纪曼第三次被捕。敌特一次又一次对他进行审讯，想从他嘴里得到一些共产党的情况，但他的嘴就像一道固若金汤的“城堡”，未向敌特透露一字。

在范纪曼从3月初被扣押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国民党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京告急，上海垂危。敌特溃逃台湾前，开始了在沪宁两地的大屠杀。范纪曼得知看守所长徐少元在自己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已被判处死刑，于是决定越狱逃跑。4月11日凌晨4点，范纪曼躲开拿枪的岗哨，扛一块平时犯人放脸盆的板子，搭在看守所竹篱笆墙上，就往上爬，第一次滑下来，跌伤了面部，他忍痛再搭上去，迅速越墙飞快逃跑了。看守所像炸了锅。徐所长立即下令：“追!”他们先在大街上追了一阵，没追到。天大亮后，徐所长亲自带领武装狱警去到范纪曼家，屋内空无一人。随即印了很多范纪曼的照片给队员们，要他们在“全上海通缉范行”。

范纪曼越狱后当然不会回自己的家，而是就近找到一位民盟盟员冯和法，他对冯和法说：“我为了营救被捕学生，被警备司令部抓去，刚越狱逃了出来，请你千万设法帮忙找一个隐蔽的住处。”冯和法毅然应允，他找到信得过的同事姚方仁，谎称范纪曼是自己帮人做纸张生意的押运员，在路上被土匪打伤了，请姚设法找个地方住几天。姚方仁想好了住处，当即叫了一辆汽车，又为范包扎了头部，把范带到自己的女友徐莲芬家住下来，一直平安地住到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范纪曼从“地下”走到地上，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工作。1949年9月，他协助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了原国防部二厅焦建和特务案。1950年秋，逃往香港的陈恭澍派女特务杨静到上海找范纪曼进行策反，他迅速向组织汇报，在上海火车站将她捕获。

在秘密战线上，范纪曼经历了几多风雨，头上已渐生华发，容颜虽改，但不改一颗赤子之心，他又一次向组织申请恢复党藉，并说刘逸樵可以作证。联络局的领导说设法找到刘逸樵了解，在未找到刘逸樵前，是否考虑先重新入党。范纪曼坚决不同意。范后去上海戏剧学院任舞美系主任。然而在漫漫等待中，出生入死为党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范纪曼，1955年7月却因“潘扬案”株连而被捕，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5年“刑满释放”。“文革”结束后，随着潘扬冤案昭雪，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对范纪曼撤销原判，宣告无罪。198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下文：“恢复范纪曼同志党籍，其党龄从1926年转党时算起，参加工作时间从1925年入团时算起……为此，解放后强加给范纪曼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消除影响，并按规定做好善后工作。”历经坎坷的老党员范纪曼，终于在有生之年，盼到了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这一天。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同志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4岁。

与范纪曼有过密切交往的徐淡庐说，范纪曼在上海，虽身居闹世，堪称一尘不染。一家四口，深居简出，生活非常简朴。范本人读书作画，不喜交游，任何时候去，他几乎都在家里，给人印象是一个穷教授。由于历史原因，范纪曼曾长期没有组织关系，但却始终无怨无悔为党工作，是隐蔽战线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