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苏区时期的农民教育实践

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不仅是在政治上争得民主，经济上摆脱贫困，而且要从精神、思想、文化上从愚昧无知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周谷平主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历程——选择?融合?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土地革命伊始，中共就在根据地采取各种教育措施，力图在改造现实环境的变革实践中造就“新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专门设置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正式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宗旨：“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2页）。此后，苏区的农民教育有关苏区教育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四部代表作：一是张耀纶等著的《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二是李国强主编的《中央苏区教育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三是董纯才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四是董源来主编的《中央苏区教育简论》（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它们从教育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对中共在苏区时期的教育进行梳理。本文则主要考察中共是如何通过教育实践，提高了农民素质，唤醒了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从而调动了农民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蓬勃地开展起来，经过教育和革命洗礼的广大农民积极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中。

一、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文化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苏维埃政权在全国所管辖的区域基本上都是比较落后和闭塞的地区，封建伦理道德占主导地位，文盲占90%以上。毛泽东曾发出感叹：“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页）。当时，苏维埃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第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所衍生的愚民政策，使农民普遍地处于愚昧状态。“在封建地主压迫之下的中国劳苦群众，一向沉沦文化低落的黑暗地狱中间。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依然压制工农群众文化的发展。所办的学校高收学费，专门教育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养成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压迫革命运动的人才。帝国主义者的教会在中国所办的教育，养成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革命的干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1931年7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5页）。毛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其教育体制，“是贵族专有的教育，是重礼乐的教育，是养成支配人的教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编：《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00页）。在广大苏区，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另一方面他们受封建礼教的思想禁锢，基本上排斥新生的事物，更遑论新思想、新观念了。例如，1927年前，湖北黄安、麻城等地占90%以上人口的农民大都是文盲，适龄儿童能上学的极少，现代学校几乎没有，农村私塾教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崇尚“杀身成仁”的封建武士精神，宣传各种封建迷信，灌输反动落后的思想意识（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30页）。

第二，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中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党在农民中广泛地宣传正确主张，增强农民对革命的信心。为了发动广大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一方面要使他们意识到：“民众自己的力量要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暴动来夺取政权推翻一切封建的力量”（《中共中央致闽北闽南临委信——对军阀战争的态度与发动农民斗争》（1927年8月27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另一方面要使农民明白：革命的前景是光明的，挫折只是暂时的，“虽农民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免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1页）。因此，加强教育工作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并培养革命的新后代，成为当时中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 第十七号》，张挚、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第三，参加革命的干部群众和当地百姓普遍具有小农意识，其表现主要是地方主义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由于各苏区红军战士和干部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严重的地方主义在各苏区中普遍地存在，成为威胁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严重隐患。1931年1月，鄂豫皖苏区发生的“商城事件”就是由当时驻商城的32师狭隘的地方主义所引发的（参见《郭树勋关于商城及三十二师党内纠纷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29日）、《郭树勋关于商城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0年2月19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8—188页）。在赣南中央苏区，除了地方主义之外，还面临较严重的土客籍矛盾。“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75页）。那时土籍和客籍学生不能进同一个学校念书。客籍人被土籍豪绅封建势力压迫，被看做外来户，低人一等。井冈山斗争时期，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其深层次的根源就在于此（参见谢宏维、邹芝：《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党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从根本上说，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由地主阶级搞起来的（陈正人:《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3—34页）。

第四，囿于经验的缺乏，加上没有受过专业指导，土地革命初期，各苏维埃政权在教育方面的措施不得力。1931年，湘鄂赣边特区召开的中国共产青年团代表大会就指出：过去团对文化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是采取了一贯的忽视观念，另一方面在进行文化工作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不少错误与缺点，如各县发生了毁庙堂、打菩萨、掘祖坟、焚宗谱等“左”的错误；忽视教育，各县化装演讲团多不起作用，新剧内容之不完善，赤色学校教授之不完善与一般的腐败现象，列宁高小的教育程度比较低，鄂东区还不是免费教育。教育不普及，青年娱乐事业没有建立，青年俱乐部的工作没有真正开展，反旧礼教、破除迷信、反封建遗毒和厉行苏维埃政权下的清洁运动做得不充分，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开始。 （《中国共产青年团湘鄂赣边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1年6月30日），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第56—57页）。1932年秋，闽浙赣省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了前一时期文化教育工作的不足：省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县区苏维埃政府仍没有了解文化教育工作在革命过程中的教育意义，仍旧忽视文化教育工作，甚至认为在斗争环境中，只要斗争，不要文化，把文化与政治分离开来；或者认为文化工作的建立，要在革命成功以后，视文化工作为和平建设事业。在这一忽视与不了解文化工作重要的条件下，以致工农群众的斗争情绪、文化政治水平，不能适应阶级斗争环境的需要而充分地提高。（参见汪木兰：《中央苏区文化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总起来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所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是苏区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另一方面是各苏区文化教育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教育工作没有普遍地开展起来。而此时，各苏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进入了开展各项建设的阶段，在教育方面要求既要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程度，又要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是要提高干部的看书识字的能力；既要培养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又要培养各种专门的人才（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39页）。现实与任务的差距巨大，这就迫切要求苏区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开展对农民的文化教育。

二、中共在苏区的教育实践

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农民在乡里造反……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带领农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成为中共的历史责任，各项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也应当服务于这个中心任务。

第一，确立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方针。

苏区的教育方针是在总结各苏区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有一个逐步完善和系统化的过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宣布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取消一切麻痹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1932年9月，湘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认为：“文化教育工作，是负有铲除旧社会遗传下来的一切道德、宗教、风俗、旧礼教等封建残余恶重要作用”，因此“文化教育工作是苏维埃重要工作之一” （《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2年9月6日），转引自汪木兰：《中央苏区文化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一号训令，强调目前的教育任务“是要用教育和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页）。

同年8月，少共中央局和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决定，应该“把教育工作为着战争与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观点出发，把教育为着战争，就是说满足战争需要，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战争的发展，随着苏区的扩大与苏维埃工作发展的需要，广泛地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来执行新的任务，以帮助战争的动员，需要经过教育的工作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一），1985年6月印制，第93页）。1934年1月，毛泽东在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苏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而当前阶段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其目的是“组织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完全没有享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进到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17页）。

第二，在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构成中，充分涵盖了农民这个主要受教育对象的各方面代表，明确了各自的教育工作分工，保障了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1933年4月，经人民委员会批准的《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颁布，其中规定：省、县、区、市教育委员会委员的产生，“是从群众团体（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等），政府机关报主笔，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的下级教育部长，各种文化团体，及各该级教育部内职员中之有经验者”。各级教育部均设普通教育科和社会教育科，两科有明确的分工，前者“管理成年补习教育，青年教育（如夜校识字运动等）及儿童教育（如列宁学校）等”，后者“管理俱乐部的工作、地方报纸、书报阅览所、革命博物馆、及巡回演讲等” （《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1933年4月15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3—4页）。这年12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市以上各级教育委员会“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苏维埃代表，列宁小学校长，补习夜学校校长，俱乐部主任，共产青年团，工农贫农团，少先队，儿童团，女工妇代表会等团体的代表组织之”。在组织机构上，原来仅在省一级教育部设立的编审出版科延伸至市一级，负责“管理普通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各种材料之编辑，审查下级教育部及私人编辑的材料，并管理出版事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3年12月12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二），1985年6月印制，第1—2页）。在乡一级，则“由乡苏维埃制定一部分的代表，协同群众团体，组织乡教育委员会，在乡苏领导之下，发展该乡文化教育运动”，如：制定每月的教育实施计划；登记在学和失学人员情况，领导识字运动，进行扫盲；建立夜校及列宁小学；负责读报会及演讲会；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等等 （《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1933年4月15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二），1985年6月印制，第3—4页）。教育人民委员部在1934年4月颁布的《教育行政纲要》中，把这套教育组织系统进一步加以细化，形成一整套的工作程序（《教育行政纲要》（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修正），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71—77页）。教育人民委员部在1934年6月出版的《教育通讯》第1期上，还专门刊登《区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和《乡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两篇文章，对苏区基层政权如何开展本地的教育活动进行指导 （《区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乡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1934年6月30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二），1985年6月印制，第8—10页）。由于教育委员会等教育行政机构组成人员来自于各方面的代表，从而保证了各地在制定具体的教育措施时，一方面能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另一方面又使之能因地制宜地契合本地区、本行业的实际情况，促进了苏区各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三，基于不同层次的受教育对象及不同教育目的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教学形式，以扫除文盲为中心工作，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当时的苏区，教育的种类有：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学校教育、业余教育及社会教育，共产青年团、少先队以及儿童团的教育。这些不同种类的教育基本上把苏区内所有亟须获得文化知识的人都纳入其中。苏维埃政府根据受教育对象的特点，采取的具体教育实施方式不拘一格，而且教育的侧重点也有区别。

红军教育是以军事、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围剿”，红军教育任务是：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巩固红军的政治自觉性与坚决性，促进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进步（《关于红军问题决议》（1934年1月），《红色中华》1934年第152期）。为达到此目的，红军的教育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在外部，通过从中央苏区到各个革命根据地举办军事学校或者短期培训班来进行相对正规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教育，如红军教导队、红军干部学校、红军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农红军学校以及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等；在部队内部，在师一级设立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立列宁室进行文化教育（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108页）。

社会教育的中心工作是扫除文盲。1933年10月，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在全苏教育大会指出：社会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消灭文盲。“文盲的存在，对于我们苏维埃工作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全苏教育建设大会何凯丰同志的报告》（1933年10月），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48—49页）。“这里讲的社会教育是广义的，不但是包括成年人的补习教育识字运动，而且包括俱乐部、列宁室、戏剧、游艺、唱歌、讲演、图书馆等。”为此，“必须有系统地领导发展消灭文盲运动、俱乐部、列宁室、工农剧社、蓝衫团等等工作”（《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的决议案》（1933年10月20日），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61页）。

学校教育分为四类，注重启发式教育。1933年10月22日，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制定了苏维埃的学校制度，指出在苏区有四类学校：第一类属于青年和成人教育，主要是消灭文盲，同时提高其文化政治水平；第二类是劳动小学，任务是培养共产主义的后代；第三类是劳动小学和大学之间的学校，包括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政治学校以及造就专门性的艺术人才的蓝衫团学校；最后一类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大学（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3—84页）。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规定初级列宁小学开设国语、算术、游艺（唱歌、图画、游戏、体育）等课，高级列宁小学设国语、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算术、游艺等课。要求学生的一切课目都应当使学习与生产劳动及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并在课外组织儿童的劳作实习及社会工作，都应当与游艺有相当的联系，应当配合游戏、参观、短途旅行等去教授各科常识（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第97页）。应该说这种教育注重潜移默化的方式，比灌输式的教育要有效得多。湘鄂赣边特区在1931年6月通过的《文化工作决议案》特意强调要“改良教学法，注意诱导或启发或讨论教授方法，反对注入式、机械式的方法，以免阻碍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中国共产青年团湘鄂赣边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1年6月30日），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57页）。

第四，特别强调加强对农村中妇女的教育。

1931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要求组织读书班、识字班等，加强对广大劳动妇女的教育，并“利用苏区的公开环境”，“设立各种劳动妇女干部的训练班，以便从工农劳苦群众中不断地培养出大批妇女人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71—772页）。1932年初，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特别强调指出：“为要提高妇女政治文化的水平，各级的文化部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可办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识字班，教员由政府及各地学校教员及群众团体的干部来担任。要督促下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同级文化部计划实施妇女的文化工作，以及计划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妇女到各机关工作。在劳动妇女代表会议或妇女学校及俱乐部中，要实行政治教育等号召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参加革命斗争。”（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 第六号——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红色中华》1932年7月7日）。在妇女的文化教育方面，要求“各级苏文化部，要实际的普遍的建立识字运动。发动妇女争取识字竞赛，女孩子应受男子同等教育。各乡在列宁小学之内，在可能条件之下，开办半日制学校或夜校，吸收青年妇女去识字读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鄂东南苏维埃政府训令 第二号——关于分期召集劳动妇女改善委员会主任联席会准备工作》（1932年8月10日），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161页）。苏区不仅使妇女获得了婚姻上的自由，而且在政治上也鼓励妇女实现彻底的自我解放：“使妇女彻底明白，压迫妇女的自由的不单是妇女的家庭，而且是整个封建阶级，妇女要彻底解放应与男子一致参加革命，彻底从旧礼教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经过宣传教育，“党内有了女同志，农会有了女委员”。（《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15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1982年7月，第128页）。

第五，苏维埃政府多次提出要注意团结、利用“旧的知识分子和专门家”，以实现苏区教育的目标。

1933年8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利用旧知识分子政策：“在教育部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现象是我们既没有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利用旧的知识分子……以为只有‘有长期斗争历史的知识分子才可利用’，这实际上也是拒绝利用旧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用革命的空气去包围他们，造成他们的工作环境，使他们为苏维埃而工作。”（《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一），1985年6月印制，第94页）。9月，针对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号训令中有关旧的知识分子的错误规定，张闻天在《斗争》上发表《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一文加以批评：“我们不但应该尽量的用这些知识分子，而且为了吸收这些知识分子参加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工作（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们还可给他们以优待，使他们能安心地为苏维埃政府工作”，“要利用他们的所长来教育我们，造成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的一部分甘心为苏维埃政权工作”，而“我们苏维埃政权正确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实施，更可以从国民党区域中吸收更多的高级的知识分子来为苏维埃工作”（《张闻天文集》（一）（1919—193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也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6—127页）。

第六，苏区先后编辑出版了大量书籍，建设普及各种知识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馆。

出版大量图书和刊物。中央苏区除了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外，还出版了一批面向群众和团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通俗普及性读物，这类读物的出版数量很大，种类很多，在内容上既有探讨和总结思想建设和经济建设规律的专著，也有指导各类组织做好工作的可操作性的书籍，其中有政治、法律、军事、教育、文艺等图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根据地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救死扶伤，还坚持出版了各类临床基础、预防、药学用书和中医中药科普医药书60余种，计3万多册。（喻建章：《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工作》，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江西省文化厅，2001年，第8—10页）。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大量报纸刊物，如：《红色中华》《列宁青年》《团中央通讯》、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辑的《苏维埃文化》、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机关报《少年先锋》、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报《闽西红旗》、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的《红星报》，等等。许多地方苏维埃如赣东北、闽西等地也出版了许多地方性报刊。（谢济堂：《欣欣向荣的中央苏区印刷业》，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论文资料》第2辑，1986年3月，第414—422页）。从1933年2月起，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为了改善内容与形式，开始发表报告文学、诗歌、剧本、漫画等文艺作品，还创办了苏区报刊中第一个文艺副刊《赤焰》 （程中原：《张闻天与苏区文艺运动》，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第8—10页）。

广泛地成立俱乐部。1933年6月5日，中央人民教育委员会发布第二号训令，指出成立俱乐部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教育群众的政治文化中心”，“俱乐部能利用各种各样适合年龄及文化程度的教育方法，直接和间接地教育群众；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吸收群众，动员群众；能利用群众自己参加工作来教育自己，所以它在教育上占极高的位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 第二号——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一），1985年6月印制，第88页）。随后，各地普遍地成立了俱乐部。

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普及公共知识的场所。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提出，“普遍的实施社会教育”的具体办法之一是“闽西和各县政府应设立比较大规模的图书馆、革命纪念馆及俱乐部”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宣传问题草案》（1930年8月），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1983年5月，第80页）。在此前后，湘赣、湘鄂西等苏区也先后要求建立图书馆（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第32、34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着手筹建苏区中央图书馆：一是对外开放借阅图书，二是多方征集图书，扩大馆藏。除了以会议的方式进行宣传外，多次在《红色中华》上刊登启事，向社会征集图书，并申明图书馆的看书、借书规则（曹春荣：《毛泽东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第12—16页）。1932年4月，毛泽东率军攻下漳州后，从漳州图书馆和龙溪中学收集了一大批书报杂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8—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88—289页）。1934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以这些书报杂志为基础，建立了中央图书馆（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第91—92页）。此外，苏区先后于1932年冬成立了中央农产品展览所，1933年3月初筹建具有综合性博物馆性质的工农红军学校模型室。据《红色中华》报道：“这些场所不论什么时候，它的周围都堆满着高兴的人群。”（严帆：《中国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博物馆事业》，《文博》1992年第2期。可见其影响之大）。

普及公共卫生知识，推广卫生教育，举行清洁运动。在学校教育中，特别提出要注意学校卫生，增加卫生讲演的课目使学生注意卫生。如1933年由中央教育部编写的《共产儿童读本》中就有关于讲卫生的内容：第二册中有“吃东西要留心”、“种牛痘”、“不要吃烟”；第三册中有“垃圾倒在那里”、“蚊子”、“眼的卫生”；等等（《共产儿童读本》，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七），1985年6月印制，第7、8、14、16页）。湘鄂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强调要“注意学校卫生”，必须“于赤色图书馆展览卫生画片”，“举行清洁捕蝇扫毒等卫生宣传运动”（《文化问题决议案 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9月），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71、73页）。

另外，在苏区开展了美术创作、戏剧演出、文体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活跃群众生活，动员农民参加革命。

三、中共在苏区教育实践的成就

由于各级苏维埃政权高度重视教育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各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很大成就，提高了苏区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改变了人们思维方式，使之普遍地具有了近代观念和意识。

第一，开展了普遍的文化教育，大大提高了苏区民众的文化水平。据1932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称，胜利、兴国等14个县在八九月间的统计，共有小学2277所，学生82342人，其中女生19681人。在兴国，儿童的入学比例达60%。除此之外，江西省以上14个县还开办了许多夜校和识字班，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共有夜校3298所，学生52292人。每村都有识字牌，钉在休息场所的墙壁上或插在路旁，牌上绘图写字，由小学教员负责教授，收效很大。（《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六），1985年6月印制，第76—77页）。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刊登了《苏区教育的发展》一文，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3月，仅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瑞金等地，已经建立了3199所列宁小学校，学生约10万人；有补习学校4562所，学生约达88000人；有23286个识字组，识字组的组员在江西省即达12万人；有1917个俱乐部，参加这些俱乐部文化生活的固定会员达93000余人；在各机关团体中，都有自己的列宁室，进行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第102页）。苏区中的许多地方，大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列宁小学校，群众识字的人数迅速增加，群众文化运动也获得迅速发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25—126页）。

第二，初步养成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意识。1931年7月，鄂豫皖苏区通过的《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凡苏维埃下面的工农兵及一般劳苦群众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属苏维埃政权中的公民，他们有选举和撤换代表之权，如果对各级苏维埃有不满意，有到工农监察委员会、各级苏维埃或上级苏维埃去控诉的权限（《关于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1931年7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428页）。1933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指出：教育工作要帮助战争的动员、战争的发展，随着苏区的扩大与苏维埃工作发展的需要，广泛地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来执行新的任务，以帮助战争的动员，需要经过教育工作提高广大工人与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一），1985年6月印制，第93—94页）。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建立了各种社会组织，“覆盖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不但在每个市、乡苏维埃下面，组织有各种固定或者临时的委员会，如教育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山林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春耕委员会、优待红军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每个社会成员的各个阶层，所有的人，无论工人、农民、妇女、老年、青年、儿童，都分别参加到相应的组织中，或同一人同时参加到几个社团中。”（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这样便把苏维埃工作组成了网，使广大民众直接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05页）。而“新社会组织的建立，为大多数农村群众的政治参与和地位变化，提供了一种现实的通道。新社会组织为广大农民带来了新的知识，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生活方式、精神体验，不但成为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平台，而且成为提升政治地位、促成身份变化的有效途径。”（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第168页）。

第三，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也开始初步有了现代文明的意识。1931年3月10日，闽西苏维埃文化部印发《劳动学校训导材料》，规定：“不偷拆别人信件”；“严守时间”；“参加会议踊跃发表意见，但已决议则绝对遵守”；（在公众场合）“不拖鞋”，“不打赤膊”；等等（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第42页），其中心内容就是培养学生的文明意识。此外，苏区力图通过教育，培养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讲求卫生的意识：“各级文委，必须经常扩大并深入卫生宣传。各机关学校负责人，须实行礼拜六，注意机关中的清洁，同时应注意家庭卫生，以作广大群众注意卫生的模样。举行卫生运动周，实行卫生竞赛。”（《万载县苏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文化决议案》（1931年12月），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93页）。

第四，培养了大批农民出身的各级干部。为了培养干部，从1932年开始，中央在瑞金陆续建立了一些高级的或专业的学校，如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干部教育学校、列宁师范、闽瑞师范、女子大学；军事学校有：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红军医务学校、红军卫生学校；专科学校有：无线电学校、通讯学校、特科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等（《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六），1985年6月印制，第76页）。其他苏区也根据自身条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和专科学校，例如，1933年8月31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命令公布《创办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计划书》，规定：该校设立土地干部班、国民经济班、财政干部班、文化教育干部班、内务干部班、劳动干部班、工农检查干部班和裁判干部班，学习课程分政治科目、专业科目和常识科目三类（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第81页）。在鄂豫皖苏区，为培训教育行政干部和教员，除各县举办教育干部训练班和师资培训班外，1930年6月，苏区在六安县七邻湾举办了皖西教育干部训练班，1931年5月在新集办起鄂豫皖区师范学校，并在此校中举办了文化干部学习班，同年8月在郭家河举办了鄂豫皖区教育训练班（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8页）。这些学校为苏区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鄂豫皖苏区各类军政干校、列宁高等学校及专业学校先后共培养干部和技术骨干8000多人（张春香主编：《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珍藏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总之，经过不懈努力，正如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的那样：绝大多数工农民众的儿童，以前是没有可能识字、读书、求得学问的，现在的苏区里开办很多的小学校，贫苦人民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入学，并且还开办了许多成年人的识字班、夜学校、俱乐部。苏维埃政府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奖励学术文化的发展，提倡科学、医学等等，用宣传和劝告的方法，破除迷信和宗教的成见。苏区教育和文化政策的目的，是要使大多数人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成为肃清一切旧社会的残余的战士，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战士（《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大纲》，《红旗周报》第59期）。结果，“他们对生活的意义，对农村社会和社会关系，对政党政权等都产生了新的认识，或主动或被引导组织起来，集合成阶级整体力量，顺势进行着社会主人的角色转换”（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第347页）。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