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南下——长征途中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

早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红军长征期间的南下与北上之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坚持和反对北上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原则的尖锐、复杂、激烈之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被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许多亲临这场斗争的老同志每当回想起来，都感到不寒而栗。

必须正确看待日趋发展的抗日救国形势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全国抗日救国形势正处于蓬勃发展之际。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继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又蓄意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日益兴起。

但是，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对日继续进行妥协退让，一面调集优势兵力继续“围剿”红军和压制抗日救国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始终站在抗日救国的最前列，提出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遭到严重损失，但自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已经开始化险为夷，夺取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增强，士气更加旺盛。红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之镇江关、片口、北川、茂县地区，可以随时向东向北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2、红6军团和陕甘根据地的红26、红27军在反“围剿”斗争中都取得了很大胜利。红25军在长征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一次“围剿”。留在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敌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

当时，尽管蒋介石还在竭力策划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但是，追击中央红军的几十万军队，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转战和长途跋涉，已经远离其中心城市，补给困难，士气颓丧，战斗力大为下降。川陕甘地区之国民党军派系庞杂，矛盾重重，协同作战十分困难。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并有迅速发展的美好前景。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于6月16日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北上川陕甘的抗日救国战略方针。他们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同时指出：“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予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不仅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便于把红军的战略退却逐步导向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发展革命战争，推动川陕甘乃至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是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也是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

但是，张国焘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他无视全国形势已经出现的一些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变化，而是片面强调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坚决主张党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实行总退却，避开敌军主力，向偏僻的四川、西康，或青海、新疆边远地区退却。

6月18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等为了敦促张国焘放弃其错误主张，率部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救国，再次致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强调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6月20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须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因此，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才是出路。如此战役部署，则应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西岸松潘方面亦必使用多的兵力，主力速向懋功开进，向雅、名、邛、大打去。这一动作，关系全局，须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后续飞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战局。”并要求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两方面军的战略思想，制定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进军问题。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概述了中央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的长征情况，具体地分析了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敌情，明确提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要继续北上，歼灭敌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报告中还明确地提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要统一指挥，要集中于中革军委；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共同北上，并以6个团的兵力进攻松潘，对岷江东岸实行佯攻。

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夺取北上胜利的三个条件：第一，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问题。第二，关于高度机动问题。第三，关于坚决统一意志问题。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强调指出：上述三个条件是最高原则，必须切实实现。

周恩来报告后，会议开始进行讨论：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张国焘。他介绍了红四方面军川陕甘地区活动的情况，特别强调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是向南向成都打，并说消灭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他还说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的。但他也明确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报告，要求“政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许多军事计划不容慢，要快，有错随时可解，政局与军委又接近，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最后，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说：全体与会人员，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报告，认为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开创苏维埃运动新局面是可能的。同时，他还强调指出：夺取松潘，打击胡宗南部，是实现北上川陕甘战略方针的关键。战略方针的实现，主要靠打胜仗，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他还强调指出：两大主力红军要统一在中革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之下，对实现党的战略方针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按照会议讨论的情况起草会议决定，博古起草总政治部训令。

两河口会议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全国蓬勃兴起的抗日救国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适时地把战略退却与北上抗日救国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红军长征中的政治、军事战略指导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6月29日，中共中央为了顺利贯彻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加强了中革军委的领导，解决了两军会合后的统一组织和统一指挥问题。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按照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区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共同北上，“迅速、机动、坚决的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

张国焘蓄意挑起南下与北上之争

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于6月27日从两河口地区出发，向松潘地区开进。途中又翻越了长征以来3座大雪山，于7月中旬到达毛儿盖地区。

但是，张国焘突起歹意，认为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减员很大，不如“他的”部队有战斗力。他把红四方面军看作个人的政治资本，企图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张国焘采取两面派手段，表面上赞成党的北上抗日救国的战略方针，同意攻打松潘，而实际上惧怕与胡宗南部作战，仍然坚持其南下川康边的错误主张。并抓住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批评其“西北联邦政府”的文章，竭力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派别活动；同时借口所谓“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于6月29日派林伯渠、叶剑英、李富春、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赴红四方面军驻地进行慰问。7月6日，中共中央慰问团成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致电中央，报告了张国焘发难的情况。

7月8日，张国焘在理番杂谷垴召开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公开进行反对党中央、破坏红军内部团结的派别活动。在张国焘的策动下，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共中央，声称张国焘擅自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前进报》上凯丰的文章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是不正确的。9日，中共川陕省委又出面致电中共中央：“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

7月10日，张国焘亲自出马，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要以坚决的意志，迅出主力于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特别要不参差凌（零）乱的调动部队，而给敌以先机之利，及各个击破或横截的可能。此刻应速抽岷江部队分路北上，开展我毛儿盖先头部队的战局地域。”

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公开提出：“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的大权。这就道出了张国焘等人提出的所谓“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的真正含义。

中共中央为了督促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北上，即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张国焘接替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担任中革军委常委、周恩来调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但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周恩来帮助之。与会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一致同意会议的决定。最后，张闻天作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任前敌指挥部指挥、政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并明确指出：现在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

张国焘对于接替周恩来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并不满足。他到达毛儿盖地区后，采取一系列“逼宫”手段，企图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根据当时的历史资料记载：张国焘首先召开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公开宣布中共中央实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声称要用枪杆子来审查党的“政治路线”。并打着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要求中共中央将他提出的红四方面军一大批干部批准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决不进兵。同时，他为了给中共中央施加压力，还在中共中央驻地做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在整个红四方面军中封锁党中央的影响，做了一个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红军的政治动员，全然不顾党中央三令五申加强两军团结、共同北上抗日救国的政治任务。毛泽东对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啊”，意思是公开向党中央要权。

其次，派人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大肆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派别活动。

随后，张国焘亲自出马，在黑水会见彭德怀，妄图拉拢彭德怀，用花言巧语挑拨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

再次，张国焘以中革军委参谋部名义，收缴了中央红军各军之间相互通情报的密码本，甚至连第1、第3军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通报的密码本也都收缴了。从此以后，中央红军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而各军之间和与党中央、中革军委之间的相互联系都被切断。局势不容乐观。

张国焘还想把中央红军“吃”掉。后来，聂荣臻回忆说：“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没有发出。”

面对张国焘“逼宫”的杀气腾腾情况，中共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继续发展着。”“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创建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同时强调：“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运动。”“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并强调了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明确提出：要把抗日救国放在全国苏维埃旗帜之下进行。

会议拒绝了张国焘提出增补红四方面军干部９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８人）的意见，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粉碎了张国焘企图改变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和“吃”掉红一方面军的图谋。至此，中央红军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由于张国焘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致使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经草地北上。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又召开了第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主要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会议决定：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

会后，中共中央于8月21日开始，率领红军右路军经草地北上。茫茫水草地气候十分恶劣，变化无常，沼泽遍地，泥泞不堪。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六七天的艰苦跋涉，终于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于８月底走出了茫茫的水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这时，张国焘与朱德、刘伯承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到达阿坝后，又按兵不动了。8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传达了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会议上所作出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精神，要求他迅速率部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抗日救国。然而，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上涨，停止前进。

9月3日，张国焘公开提出了南下的错误方针。他在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和中共中央时，说什么：“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与此同时，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等的坚决反对，强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红5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

张国焘南下方针宣告破产

这时，中共中央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对张国焘仍然进行苦口婆心地劝导，希望他放弃南下的错误方针，率部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抗日救国。

但是，张国焘决心铤而走险了。9月8日，他背着中共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第31军政治委员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原文如此——引者注），电复处置。”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都随军委纵队行动，张国焘扣留军委纵队的罪恶企图，就是为了扣留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这充分暴露了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部署已定，并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央”。这是张国焘坚持南下错误主张已经发展到极为危险的地步的集中表现，也说明了张国焘为了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已经到了铤而走险的发疯地步。

但是，尽管局势已经发展至此，中共中央对张国焘仍然采取“特殊忍耐的方针”，以诚相待，仁至义尽。9月8日22时，中共中央以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明确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希望他“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然而，张国焘仍然顽固地坚持其南下错误主张。9月9日10时，他在命令倪志亮、周纯全立即部署南下的同时，“密电”陈昌浩等，要求率领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可是，天意难违啊！张国焘虽然狡黠多诈，自以为所作所为已经天衣无缝，却始料不及，他所发出的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的“密电”竟被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叶剑英感到事关大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把这封“密电”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在紧要的关头为党立了大功。

毛泽东看到这封“密电”后，联想到彭德怀曾经一再提醒中央要提防张国焘：他“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因此，毛泽东认为叶剑英拿来的这封“密电”证实了张国焘确实在搞名堂，需要采取果断措施。他立即用卷烟纸把这封“密电”抄录下来，并嘱咐叶剑英带着“密电”赶快返回去，不要说见过毛泽东。

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博古赶到红3军团驻地阿西，同周恩来、王稼祥等进行紧急蹉商。大家分析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张国焘的种种表现，特别是8月以来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频繁的电报争论，一致认为张国焘倚仗自己兵多枪多，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不仅要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已经发展到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的利令智昏的发疯地步。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共同北上，不仅已无可能，而且会使党中央遭到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贯彻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他们果断决定于10日凌晨2时，率领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同时，警告张国焘“南下是绝路”。

但是，张国焘对于中共中央的警告置若罔闻。1935年10月5日，他率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足木脚，今马尔康县白莎寨）时，召开干部会议，非法成立了第二“中央”，自封为主席，公开打出反党旗帜，走上了反党的罪恶道路。并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证实了他密电陈昌浩等率领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罪恶目的。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叶剑英截获“密电”，勇敢机智地斗争，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的当机立断，率领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迅速脱离险境，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1936年2月11日，南下红军百丈战斗失败后，被迫由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地区退却，至4月上旬，进入西康境内，转入休整。这时，南下红军已由8万余人锐减至4万余人。这完全是张国焘顽固坚持其南下错误方针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实践证明：南下脱离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区，背离了党和人民的共同要求，是不得人心的，是不能生存、发展、壮大的。（2015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