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赵城金藏》的传奇经历

王隰斌

引言：1989年10月27日至31日，经过有关部门协调安排，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共赵城县委委员兼中共第一区委书记的李之敬、赵城抗日县政府民代县长、政科长郑德山及李友三、张广祥、卫广平、周慎等老同志齐聚槐乡，共同回忆了1942年4月25日从广胜寺飞虹塔组织上抢运《赵城金藏》一事。专题讨论结束后，经过汇集整理，本着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1990年7月13曰，杨泽生、吴辰、刘骞联名发表了《一场闪电式的胜利总体战——抢运〈赵城金藏〉纪实》。2012年4月25日，时任赵城抗日县政府科员的张广祥老人整理出版了《赵城金藏的沧桑岁月》一书。该书收集了抢运《越城金藏》的详实资料，叙述了当年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完整再现了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赵城金藏》那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

1984年我国文化界爆出了一件《中华大藏金》（汉文部分）开始出版了。这是一部佛学全书，分正续两编，共220册，2万余卷，预计10年出齐。作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一部佛学经典，它的出版无疑是我国文化界、佛学界的大事，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原大槐树移民文化研究会会长、作家、社科副研究员刘郁瑞在《洪洞三胜》一书中写道，《中华大藏金》(汉文部分）是佛书，还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是迄今为止我国历史上最完整的一部化学大百科。而《中华大藏金》（汉文部分〉的影印本就是《赵城金藏》，《赵城金藏》刻印于金代,藏于赵城（广胜寺）而得名。要想了解《赵城金藏》，还得从它的历史渊源说起。

《赵城金藏》的由来

《赵城金藏》还要从佛教的传入说起。东汉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到东汉末年，我国就有了佛经的汉文译本，开始把佛教教义同中国传统伦理和宗教理念相结合。经过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随着佛教的传播，寺院广为建造，信徒大增。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渐发展，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到唐开元时，已翻译佛经1076部，5048卷，并将中国僧人的著述编入。首创运用《千字文》各字为编次顺序。佛经在我国刻制印刷，始于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68-976），我国第一部汉文木刻版大藏经，在四川成都刻印完成，这就是《开宝藏》。由《千字文》的“天”字起，到“英”字止，共480帧，5848卷，为卷轴式装帧。《开宝藏》不久传入日本和朝鲜，日、朝两国都进行了翻译，刻印成日文和朝鲜文。

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佛教界把整修寺院，塑面佛像，抄传刻印佛经当成弘佛法，行善道，获无量善果的大善事。许多僧尼和善男信女都用抄刻佛经的办法作为传播佛教，普济众生的手段。关于《赵城金藏》的刻印，许多资料和佛界传说，都有关于“法珍断臂刻经”的故事。

《开宝藏》问世60年后，金熙宗皇统初年（公元1141-1148〉，山西潞州（今长治），有个名叫崔进的人，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其女儿崔法珍聪明好学,性格刚强。由于自幼受父母的感染和熏陶，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喜欢阅读佛经。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抄写经卷，施赠教徒。那些愿意修炼佛法，又得不到经书的善男信女，对她非常感激。这就更加鼓起了法珍姑娘抄写佛经的信心。她有空就抄，甚至夜以继日，几年下来，先后抄写了《法华经》、《金刚经》、《心经》等常诵经卷上百部，深得信徒们的尊敬，父母也很赞赏她的行为。

要使众多佛徒都得到经书，只靠手抄的确是太慢了。心高志大的法珍姑娘萌生了刻印佛经的念头，而且决意要刻印《开宝藏》。在一次佛事法会后，她毅然站在众多佛徒面前，慷慨陈词道：“各位施主善信,《开宝藏》是佛教的渊薮，佛经的海洋。印造佛经自古就是很大的功德。这种功德，可以让人们永远脱离恶道，受生善道，相貌端庄，天资超越；还可以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以众生心，作大福田，获得无量的善果。将来人死之后，所生之处，经常能够听到佛在说法，直到宏开三惠，亲征六通，速得成佛。”

信徒们平时就知道法珍善根不浅，宿慧很深，对她十分信任。听了这一番话，更是感动。这时法珍又说“为了表明我矢志刻印佛经的诚意和决心，除劝说父母把家里的全部积蓄捐出，将断臂募化，惊示众人。”众人正惊惶间，只见法珍麻利地伸出右手，从左袖里抽出一把利刀，把左臂放在供桌上，举刀狠狠砍下。顿时鲜血如注，一条左臂被砍落在佛像面前的供桌上。只见美丽的法珍姑娘，面色惨白，倒在佛前，昏死过去。僧尼、居士和善信们急忙上前抢救。

法珍的行为，感动了所有的人。消息传开，人们纷纷解囊，慷慨捐助。然而刻印《开宝藏》是一项浩大工程，需要大量钱财。法珍养好臂伤，只身离开父母，身挎法囊，手捧善钵，外出化缘，募求施舍。她先后到过河津、太平（今襄汾）、绛州（今新绛）、夏县、安邑（今运城）、长子、翼城、临汾、赵城（今洪洞），并渡过黄河，到陕西白水、毗沙镇和河南灵宝等地。出入城镇村庄、庄户农舍、庙会集市，所到之处，人们感念她的善行，有“施钱施树”者，有“施縲施帛”者，还有“倾其所有”者，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奔波了十几个年头。最终选定解州（属运城）西10公里处的静林山天宁寺住了下来。四处聘请刻板高手、印刷名师，以《开宝藏》为底本，开始刻印。

经过二十四年的精雕细刻，全部经版终于雕刻完毕。随即刷印一部，于金世宗18年（公元1178），法珍携经进京，进献朝廷。金世宗一见，龙颜大悦，传旨圣安寺设坛，给法珍受戒为比丘尼，法号弘道。朝廷又传旨将经版运到燕京，奉旨印刷。有资料记载，这次共印了43部。大宝23年〈公元1183〉金世宗又赐弘道尼为“紫衣弘教大师”。金章宗明昌4年（公元1193〕，朝廷特为她立碑刻石，记载功德。由秘书承翰林修撰赵灏撰文，翰林侍讲党怀英篆书题写碑额。

43部经卷中，有一部就是《广胜寺本》。从燕京运到赵城县时还是散页，由当地庞家纸坊粘合装裱成卷。每卷卷首加印《释迦说法图》一幅，加“广胜寺刊刻”字样。定名为《赵城金藏》，即送广胜寺下寺大佛殿供养。

《赵城金藏》的编目，从《千字文》“天”字到“几”字，共882编，每编基本含10卷，约7000卷。每卷7000——10000字，共6000多万字。卷轴式装帧，每轴由若干版粘合成卷。版式两种，绝大部分每块板23行，每行14字，有上下栏单线。版头刻着经名、卷次、版次和千字文编号小字1行，以作粘合记号。这是《开宝藏》标准的版式。还有一少部分没有遵循这种版式，每块版15至25行，每行10至16字。

广胜寺上寺、下寺原为两家寺院，明清时候，下寺规模较大，僧尼和寺属田产都比上寺要多。《赵城金藏》交由下寺供养，原因也基于此。大佛殿为下寺主殿，专门为存放《赵城金藏》制作了六个大经橱，摆放在佛坛两旁。从北向南，一边三个。经橱内有四层隔板，经轴平放其上。橱边钉有六道铁环，用立铁栓贯通上锁，是比较完全的。

辛亥革命时，由于连年战乱，寺院也受到冲击。加之下寺住持僧贞达疏于佛事，处心还俗，寺院日渐败落。僧众四散，香火寥寥。对《赵城金藏》也管理松懈，以至出现流失现象。有被僧尼私藏或带走的，有被佛徒以佛家之物带回供奉的，也有被无知之人拿回家褙了墙壁的，可谓四处流散，损失严重。赵城开明士绅张瑞玑等，目睹这种情况，为防止继续流失，与上寺住持僧商议达成共同意见，于1928年将《赵城金藏》由下寺移到上寺，交由上寺僧人管理。这时的《赵城金藏》尚有4300多卷，前后已散失了2700卷。

其实当时的僧尼和赵城县的绅士对《赵城金薄》的真正价值并不了解，只是出于佛门之物的爱护，不忍让其随意流失而已。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城金藏》让范成法师发现，又经过蒋唯心的考察并著文介绍，才为世所知，并视为稀世珍宝。

1931年冬，我国著名佛学家朱庆澜、叶恭绰等人在陕西西安开元寺、卧龙寺，相继发现了举世罕见的宋元刊本《碛砂藏》。回到上海成立“影印宋版藏经会”，立即着手影印《碛砂藏》，整理中发现《碛砂藏》发现散轶。1932年，该会派常务理事范成法师到西安寻访收集。范成法师偶然遇到刚从五台山朝山归来的法名性空的老和尚。性空和尚告诉范成法师，他路经赵城县广胜寺，见到了许多古本藏经，全是卷子经。细问老和尚也说不出个究竟。寻《碛砂藏》心切的范成法师，于1933年春来到了赵城县广胜寺，他一看到《赵城金藏》大吃一惊，更是喜出望外，凭直觉感到这是一部极其珍贵的藏经，比《碛砂藏》的意义更大。范成法师按照《大藏圣教法宝标目》，逐一校阅。他发现我国元明以前散失的许多经论原文，如《唯谈注疏》就是从《赵城金藏》中找到的。他立即写信将这一喜讯告知同仁，他在广胜寺一住就是5个月，认真校阅了《赵城金藏》。在此期间，范成法师与广胜寺僧人一道走村串巷，从民间又收集到200多卷。

范成法师回到上海，将此发现写成文章见诸报端，在天津、上海等地引起重大反响。《赵城金藏》的战乱有人打上了稀世珍宝主意界和学术界，“中外人士连袂履往赵城探讨者络绎不绝。”

1934年10月，南京佛学教授蒋唯心，取道陕西潼关，渡黄河来到广胜寺，连续检阅40余天，编写了《赵城金藏简目》，写成了《金藏雕印始末考》长篇论文。并于1934年12月刊登在《国风》杂志第5卷第12期。1935年1月，蒋唯心任教的南京支那学院又印单行本发行。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曾派人到赵城考察《赵城金藏》，愿出22万银元收买这部藏经，遭到断然拒绝。随后又有日本僧人和文物贩子在民间访察，愿以每市尺一块银元的价格收买，也未能得逞。

转运《赵城金藏》幕前幕后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到了当年9月，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入山西北部。国民革命军第14军驻防晋南，南京政府命令军长李默庵，要他负责将广胜寺收藏的《赵城金藏》运往西安。李默庵亲自到广胜寺面见上寺主持力空，并当面宣读了政府命令，协商运经事宜。他告知力空主持，已经备好了火车，随时就可启运。力空法师以《赵城金藏》虽是佛门之物，却非属寺院所有，是赵城县的财产，要赵城人同意才行，寺院作不了这个主。

李默庵没能说服力空法师，便来到赵城城内，将行营驻扎在绅士张奇玉院内，让张奇玉召集当地士绅，请来力空法师共同协商把《赵城金藏》运往西安避难之事。李军长说，“中央政府和委员长很关心《赵城金藏》安全，为了《金藏》不落入日寇手中，命令我部紧急运往西安，我已命令准备好车皮，准备立刻装车启运。延误的后果，敝人不敢担待”。众绅士反问李默庵，日军侵华，国土顷刻大片沦陷。芦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现在雁北已失，日军直逼省城太原，看来赵城是保不住了’蒋委员长才命令把《赵城金藏》运往西安。委员长这样做,是否说西安一定不会失呢？李默庵军长立刻回答，西安吃紧，再运往大后方重庆。众绅士又问，重庆能保证一定不失吗？李默庵军长无言以对。赵城人以特有的个性做出了“《赵城金藏》除非有人保证不失，否则宁失于赵城，也不能失于别处。”李默庵军长见众绅士说绝了话，自己又不敢打保票，不能强求，只好作罢。

送走李默庵军长，众绅士同力空法师计议《赵城金藏》的保护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全权委托力空法师，一切由力空定夺。力空法师当即表示:贫僧深知《金藏》之可贵，难得诸位施主的信任。贫僧曾在佛主面前立誓，愿保《金藏》万无一失，誓与《金藏》共存亡。

力空法师回到广胜寺，迅速组织众僧尼连夜将《赵城金藏》从弥陀殿移到飞虹塔内第三层，塔门用砖砌泥封，以“塔内有损”禁止游客登塔。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省城太原，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怀念部及山西省政府也迁到了黄河边的“克难坡”。1938年2月初，阎锡山派人从临汾到广胜寺找力空法师商谈要把《赵城金藏》运往吉县“克难坡”，同阎锡山一起去克难。力空法师对来人说，日本鬼子长驱直入，《金藏》搬动不易，路上难保安全，更难保吉县不失。众僧人已经将《金藏》转移到安全地方，可保万无一失，请阎司令长官放心。

2月26日，日军占领了赵城县城。27日占领了洪洞县城。日军采取的是占领南同蒲铁路线，向东西两翼扩张的战略。到了1941年，日本鬼子先后在广胜寺西北10华里的明姜镇，正西的苏堡镇构筑了碉堡，驻扎了鬼子和伪军，对广胜寺形成了“月牙形”包围圈。从日军占领赵城县后，徐生芳领导的赵城县抗日游击大队活动在霍山山脉，广胜寺一带也是抗日政府和游击队活动的范围。中共赵城县委、赵城县抗日政府所在地位于霍山深处，只有通过兴旺峪、井子峪、吴儿峪等三道峪才能到达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县长杨泽生、游击大队长佘生芳等抗日武装领导人与力空法师有过接触。抗日政府公安局刘骞是堤村人，同力空法师俗家许村是邻村。刘骞的父亲刘恒通与力空是同学，私交甚厚。而力空的俗妻刘氏娘家也是堤村。因此刘骞以同乡和长幼的关系经常到广胜寺与力空法师畅谈，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

力空在他的自传中记载，这期间上寺中院先后落过炮弹两发，入地而未炸。后皖东厢的观音殿半夜起火，焚烧殆尽。也就是在这期间，日本人曾向绅士孔兆镜、鲁瑞打听过《赵城金藏》的下落。从而引起了力空法师的警觉。力空以为“日本系佛教之国，日军多系佛徒，两国交战不会祸害寺院”。但面对现实力空法师的想法有了动摇。一旦寺院和《赵城金藏》有什么危险，该怎么办？早先信任的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不知跑到什么地方？眼前的共产党游击队是无神论者，而且处于游击之中，他们也不会重视佛经。力空法师非常矛盾。

1942年春，力空法师闻知有个日本文化考察团在赵城一带活动，有抢掠文物之嫌。驻道觉村的鬼子通知力空法师，农历3月18日（1942年5月2日）庙会期间，要登塔拜佛游览。力空预感形势严峻，《赵城金藏》密封地飞虹塔三层，若打开塔门，让鬼子上塔，发现了《赵城金藏》定会抢走，若拒绝开门，鬼子定会生疑，倘若武力开门后果不堪设想。这时他想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想到了徐大队长和刘骞。

力空法师跑到兴旺峪见到了县长杨泽生汇报了这一情况，力空提出运经三个条件，一是每卷经装一个口袋。二搬运时装入箱内不要散运。三尽量转运到延安，怕在根据地敌人扫荡时丢失。杨泽生、吴辰、刘骞他们答应了力空的要求，但表示立即做不到。那时考虑时间紧，先抢运出来再说。抗日县政府给广胜寺写了一张借条，以此来保护力空法师的安全。力空在他的自述中说，广胜寺藏有金时刊印的卷式《大藏经》五千多卷，世人均认为是无价之宝，为免日军强行索要，我与杨县长密商速运后方。因派大部武装同志于三月十三日夜，由寺起运，送往延安保存。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将毛主席接到重庆商讨国事，我闻之，当即与蒋去一代电请他退让贤能，赵城助长杨泽生将此电稿呈延安。（注摘自1988年5月〈山西文史资料〉第3辑（总第57辑）刊登《力空和尚自述》第186—187页)

力空法师走后，杨泽生县长将此情况向县委书记吴辰汇报后，两人商定一面派人向太岳区二地委报告，请求指示，并派部队支援。一面派二区区委组织委员杨百庆以石门峪老师的公开身份，前入广胜寺与力空法师商量转移经卷的要求和办法，并责成徐生芳大队长和公安局长刘骞考虑抢运的方案。

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接到报告后，向太岳区党委汇报了《赵城金藏》面临的危境。区党委指示二地委：一定要帮助赵城县委、县政府，在3月18日庙会前，将经卷抢运到二地委所在地；一定要保证经卷、力空法师和众僧及寺院的安全。当即二分区基干营一个连，由营长罗志友、指导员王万荣率领前支支援。

赵城县委、县政府根据二地委中健书记的指示研究了抢运方案。确定4月25日（农历3月13日）夜间行动。由县委书记吴辰指挥，助长杨泽生、游击大队队长徐生芳、公安局长刘骞组成前线指挥小组。县长杨泽生在郭家节村指挥组织牲畜向根据地驮运。游击大队和太岳二分区基干营负责警戒监视敌人，组织掩护。刘骞带领人员进寺抢运。

营长罗志友、指导员王万荣率领的二分区基干营一个连对道觉炮楼、郇堡炮楼实施反包围进行监视，围而不打。一旦敌人出动坚决阻击。徐生芳率领的游击战士配合各村的民兵，在道觉村以下铁路沿线活动，把敌人的注意力从广胜寺引开。刘骞组织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的干部、公安队员及沿山几个村的可靠党员和村干部100多人，每人一条床单或一个包袱皮，分成20多个小组，每组4一5人，以组为单位，中间拉开距离，将经卷背到郭家节村，交给杨泽生县长，再向根据地驮运。在此期间，预先制定了如果被子敌人发现，听到交火的枪声，则由刘骞带领抢运人员，走事先侦察好的林间小道，直接背运到安泽亢驿镇。杨泽生在郭家节村集中了各村的几十头毛驴、骡马，全部备好了驮筐，经卷装好一驮走一驮。

夜幕降临，营长罗志友、指导员王万荣率领的部队到达埋伏位置，徐生芳带领游击队员和各村的民兵分头到各村活动，杨泽生、刘骞在郭家节村对运经的人员说，今天是在敌人鼻子底下取经，一定要将经卷取到，保护好，运到指定地点。一旦敌人发现，发生战斗，也要坚决做到人在经卷在，绝对不能丢失。

刘骞同志带领背经人员，沿着崎岖的山路，悄来到广胜上寺。力空法师早已焚香诵经完毕，让寺内僧人打开泥封的塔门，把经卷从飞虹塔三层取下来，交给了运经人员，运经者立即用口袋或包袱皮包好背走。运经小组轻装快步，行走在10华里的山间小路，有的小组背运了2趟以上。运经队员鞋掉了，光着脚跑。他们不顾荆棘挂烂衣服划破肉，保护着经卷。郭家节村的村民为牲畜备好了草料，为背经人员烧水做饭，忙了一个通霄。

东方泛红，天亮了。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日民众和爱国僧人共同参加的转移《赵城金藏》的战斗胜利结束。没打一枪，没伤1人1畜，安全将4300多卷《赵城金藏》，运到了太岳根据地。当最后一驮经卷离开郭家节村时，杨泽生县长和其他同志总算松了一口气。

废弃矿井藏经卷

《赵城金藏》被抢运到亢驿镇后，暂存放在地位机关里，准备随即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还没来得及运走，1942年5月12日，日军调集了三万兵力，向太岳根据地发动了“五一”大扫荡。这么多的经卷，可给需要轻装奔袭反扫荡的地委机关增加了负担。带上走太笨重，藏起来怕落入敌人手里。地委领导决定将经卷分给地委机关的同志们，每人随身带几卷。并定了“人在经卷在，丢失者要受党纪处分”的纪律。这样，在整个反扫荡中，大家背着经卷在亢驿镇周围的崇山峻岭里，与敌人周旋。反扫荡结束，才把经卷运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由太岳行署刘季荪负责接受保管。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日本侵略军对太岳根据地骚扰频繁，沁源县也不是个安全地方。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琼派人把经卷运到山势险峻的棉(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指定专人负责看管，并定期搬出晾晒。但由于煤窑内渗水潮湿，部分经卷还是受潮发霉，有的甚至结成纸疙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赵城金藏》运交北方大学保存。后因北方大学西迁，经卷又被运到河北省涉县温村，存放在天主教堂里。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派张文教前往看管。在这里张文教想方设法，把受潮的经卷晾干。又在长乐村找到一家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搬去存放在小阁楼上。

传世珍宝有了安定的家

北平解放后，经簿一波同志批准，电令将《赵城金藏》运到北平图书馆入藏。在张文教的护送下，《赵城金藏》分装42箱，从涉县用小火车运到邯郸，再换汽车运抵北平。1949年4月30日正式运交北平图书馆。5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的消息。

运到北平图书馆的《赵城金藏》4330卷，从中挑选出一部分，于1949年5月4日，邀请有关人士举行了展览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杨秀峰、晁哲甫、季羡林、赵万里、张文教、王冶秋等。赵万里作了《赵城金藏源流和价值》，张文教作了《艰苦守护及运送经卷的经过》；范文澜作了《共产党重视文化遗产，在艰苦的条件下用各种方法保护<赵城金藏>》的发言。晁哲甫要求北平图书馆作出修复计划和预算，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这次会议的情况，由向达写了《记〈赵城金藏〉的归来》的文章，发表在5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至此，问世800多年的稀世珍宝《赵城金藏》，几经辗转，经受了战争的洗礼，伴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入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了。

修复稀世珍宝《麵金藏》

根据有关领导和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赵城金藏》的整理和修复工作正式启动了。由于存放时间久，存放条件差，

加上几次搬运，特别是在煤窑存放时间受 潮严重，许多经卷已遭污霉坏，有的浸湿挤压成团，晾干成了硬邦邦的纸棒。揭裱修补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首先碰到的是纸张缺乏问题。与《赵城金藏》的纸张质量相似、颜色一致、拉力韧劲相近的纸张，只有广西的特产棉纸，这种棉纸当时很不容易搞到。王冶秋同志为此找到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巨赞法师表示，由佛教协会发动两广佛教徒募化，保证修补的揭裱工程有足够的广西棉纸。这件事还得到李济深先生的鼎力相助。不久，由两广佛教募化的数万张棉纸，寄到了北京图书馆。接着要寻访聘请技艺高超的揭裱工匠，先从琉璃厂“文艺山房揭裱店”请来揭裱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钱（韩）魁占先生。经过查验工程，由他推荐又请来张万元、徐进彝、张永清三位高手。经过他们仔细观察研究，制定了操作规程和揭裱方案。又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先用小喷壶把朽蚀成硬棍和纸疙瘩的经卷用清水喷湿，再用针尖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挑开。把薄薄的纸剥开两层，让黑字留在其中一层上，然后再裱糊在棉纸上，用鬃刷将裱纸的书面刷平粘牢。再经过烘干、压平、剪齐等多道工序，遭污损坏的经卷经过他们的精心努力，终于被裱一新。

中央领导对《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十分关注。陈毅副总理和文化部负责同志齐燕铭、郑振铎等，特意到北京图书馆视察。陈毅副总理高度赞扬了他们拯救国宝的精神和辛勤劳动。国家领导人的关怀，进一步鼓舞了钱（韩）魁占等同志的信心和决心。经过整整10年艰苦细致的劳动，到1964年全部《赵城金藏》揭裱整修完毕，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竣工。1982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稀世珍宝〈赵城金藏〉整修一新》的报道，接着与8月16日刊登了修复后的《赵城金藏》照片。

《赵城金藏》的抢救、保护、珍藏和修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贯保护宗教、保护古代传统文化的体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使这部世界藏经中卷帙最多，保存最完整分佛经，充分发挥作用。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李一珉同志的重视下，调动人力物力，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教授主持，重编《中华大藏经》（寒问不烦）。就是要以稀世珍宝《赵城金藏》为影印底本，编辑出版新版《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1985年，《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童玮教授等专程从北京把新出版《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首册赠送广胜寺，当地政府、宗教部门和寺院僧人举行了隆重的迎经仪式。制作了新式藏经柜，将《中华大藏经》供养在上寺弥陀殿。随后每出版一册，编辑局就寄来一册。

散落民间的《赵城金藏》陆续“归队”

在漫长的岁月里，许多知识分子、佛教信徒和普通群众，出于对祖国文化事业的保护的热爱，以不同方式保护珍藏《赵城金藏》。早在《赵城金藏》入藏北京图书馆前，图书馆善本部的工作人员陈思惠等人就从藏书家和古籍书店以高价购到191卷散失的《赵城金藏》。随后陆续向北京图书馆捐献《赵城金藏》，周叔韬、周一民、徐森玉每人各捐两卷,贾静言捐一卷。

1952年，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就有藏书爱好的洪洞县堤村张筱衡，发现自己家中藏有卷子经时，立即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将珍藏多年的152卷《赵城金藏》毅然捐献验国家。

1982年，北京图书馆收到山西省新华书店离休干部冯玉玺的来信，告诉在老家为农的哥哥冯玉璋保存两卷经卷，有可能是《赵城金藏》。请求鉴定识别，意欲捐献国家。

原来冯玉璋、冯玉玺的父亲冯俊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士，祖居赵城县南山底村，距离广胜寺听有5华里，是郭家节村到广胜寺上寺的必经之路。1942年4月25日晚，从广胜寺上寺抢运《赵城金藏》的时候，情况紧急，路途难行，有人不小心将两卷经书落在了路上。第二天一大早，冯俊到地里时，在村外的路上拾到了。冯俊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只知道这是佛门物品，便小心翼翼地揣到怀中回了家。家人看到也惊喜，他们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经卷，有咋珍贵，但知道这是佛门物品，是佛祖赐予他们全家的。于是冯俊便将经卷用新布包好，放在自家供奉的菩萨身后。

抗战八年，南山村处于根据地的边沿，这里群众基础好，党的力量强，八年没有向鬼子交过粒粮。而日本鬼子扫荡却是首当其冲。老百姓对付侵略者也是最原始的方法，坚壁清野。每次鬼子来到南山村，整个村子空空如野，百姓则轻装到霍山深处躲避。冯俊一家人每次躲避鬼子扫荡，则要把佛像与经卷包好，携带在身边，意欲佛祖保佑平安。1943年冯玉玺离家参加革命，两卷经一直由家人保存。

1981年6月已经是山西省新华书店经理的冯玉玺，在广州参加读书班时与中国书店经理郑宝瑞谈论古籍的价值时，说起了《赵城金藏》，郑宝瑞说那是无价之宝并要冯玉玺与哥哥联系。不久，冯玉玺从哥那得知，经卷还在，40年来没有任何损坏。于是便有了冯玉玺给北京图书馆的信。

1982年8月，北京图书馆派薛殿玺、王玉良两位专家先到太原找到冯玉玺，随后与冯玉玺一起回到南山村老家。

经过鉴定，一卷是《起世因本经》，“取”字号,第10卷。一卷是《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微”字号，第2卷。专家说，这是《赵城金藏》的失卷无疑，连后面的残缺处都能对上。两位专家特别高兴，对冯家两代人保护《金藏》举动倍加赞赏和感谢。两人商议给报酬时，憨厚的冯玉璋老人说“不谈这个,国家的东西，拿走就是”。

这两卷经书从南山村拿到洪洞城，在县机要室的保险柜中“睡”了一夜，便由两位专家护送，回到了北京图书馆。在此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太原晚报》等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中共洪洞县委、县政府在全县2000多人的“四级干部”大会上对冯玉璋进行了表彰，并代表北京图书馆向他颁发了奖状。

1998年，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以《两卷佛经的传奇故事》为题，再现了冯玉璋、冯玉玺两代人以生命护经和无偿捐献的事迹，让世人知道这部文化名典是如何保护下来的。关于《赵城金藏》不凡的经历也成了读书人，历史学家、收藏家传世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