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的彭真

公元1902年10月12日，在晋南平原浍水河畔的垤上村，一所贫苦农民的茅舍里降生了一个普通的婴儿。他，就是后来成长为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重要成员之一的彭真。

垤上，位于山西省原曲沃县侯马镇南端。1958年，国务院批准侯马改镇为市，垤上遂为侯马市管辖。在这里，彭真渡过了他的孩提时代，成长为一个心怀天下的有志青年；从这里，他奔向省城太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光明而又艰难的道路。这块土地，遍印着他青少年时代的足迹，记录着他人生里程中的一段重要经历。

苦难的家世

彭真的出生地垤上村所在的侯马，历史上曾经有过进步和繁荣的绚丽岁月。早在春秋战国时，称为新田，为晋国的都城。境内的浍水河，自东向西流过，经过长年累月的积淀，造出了肥沃的土壤，利于农业的发展。垤上村的村民们，就依赖浍河滩的土地，种粮种菜，辛勤劳作。但是，在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封建制度统治下的漫漫长夜里，在这浍河滩终年苦苦煎熬的，竟是一群外乡人。他们大多是从山东逃荒而来的，说着一口标准的山东话。彭真的祖辈，就是从山东省桓台县玉皇阁村逃荒来到垤上村落了户的。

清朝光绪十四年（1888年）前后，彭真的祖籍——山东省桓台县，连续遭受到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据《桓台县志》记载：光绪十三年，是年，大饥，民多外流到山西、陕西、河南省甚多。光绪十四年，五月四日，午后地震。秋，大雨兼大风，秋禾尽淹，米价昂贵，民大饥。是年，民赋“银两税”税率增加，且又增“税契银”、“盐课银”等七种苛捐杂税。

面对这无情的自然灾害和猛虎般的苛捐杂税，为了寻找一条生路，彭真的祖父傅象义，不得不带领全家老少，离开原籍桓台县玉皇阁村，踏上了苦难的逃荒之路。

傅象义的一副扁担，挑着两个加在一起不足两岁最小的儿女，挑起九口之家的全部家当，背井离乡，漂泊他乡。女人们胳膊上挎着山东人惯用的大篮子，手里提着打狗用的枣木棍，身后还跟着两个张着小嘴巴的儿子，一个叫傅维山，一个叫傅维河。年长的傅维山也不过11岁，他，就是彭真的父亲。这家衣衫褴褛、沿路乞讨的逃荒者，迤西来到山西省曲沃县，先辗转在上马一带，后又流落在侯马镇的街上。白天沿门讨饭，夜宿街旁檐下。当朔风吹来，寒冬逐渐迫近之际，他们在垤上村西沟这样一个被人们遗弃的沟壑之地，发现有一些坍塌不堪的破窑洞，虽然年久失修，但还可以躲风避寒。对露宿街头，无以为家的傅象义一家来说，这也算是遇到了好运。于是，傅象义挑选了两孔破窑洞，带着儿子又往深处挖了挖，就这样，自离开玉皇阁老家，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新“家”，从而结束了东跑西颠、飘忽不定的流浪生活。然后，一家老小一方面在浍河滩开垦荒地，另一方面，租种了张姓地主家的5亩河滩地，苦煎苦熬，维持生计。

彭真的父亲傅维山，落户垤上时仅有11岁，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本村东堡的地主裴为仁家扛长工.1901年，他娶了贤慧能干的魏桂枝为妻。魏桂枝也是从山东逃荒来的，落户在曲沃县东张寨村。婚后，两个穷苦的年轻人，相依为命，苦苦支撑，共同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九月（1902年10月12日）正是金秋时节，魏桂枝喜生贵子。可是此时，这个贫困的农家连给这个刚刚降生的婴儿一件遮身的小棉袄也没有。还是奶奶从逃饭路上，捡回了一件富人家扔掉的死孩子身上的衣服，才使孩子得以遮风避寒。傅维山听着落地婴儿的啼哭声，想起了全家自山东逃荒此地，一路上臂挎的大篮子，那是他们沿路生活的命根子呀！于是在征得母亲同意后，为了孩子日后记住傅家讨吃要饭的苦难经历，为他取乳名叫“篮儿”。由于他是傅家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又叫他“大篮子”。至于大名，则按傅家族谱排行，叫做“茂功”。

还在他很小的时候，便跟着妈妈到村外很远的马皮沟打酸枣。有一次，他一不小心脚踏空了，就从山崖上摔了下去，全身扎满了荆刺，但他却没有哭一声。家境的贫寒，生活的艰辛，不仅培养了他倔强的个性，也养成了他热爱劳动的好品德。7岁时，别人家孩子已开始上学，他却随父亲到地里干活，帮助拔草、担茅粪、浇地、喂牲口，力所能胜任的农活，样样都能干。而劳动又把他锻炼得体格强壮，很能吃苦，成了家中的一个好劳力。当时浍河滩提水浇地用的工具还是辘轳，盛水容器是用柳条编成“柳罐”或“水斗”，形状是口圆底尖的锥体形，大小能盛现在的一桶多水。用柳条编成的“柳罐”，本身分量就很重，被水浸透，再盛上水其分量就更重了。因此，浇地是重体力活，二个好劳力一天最多能浇二亩地，一般小孩子是干不了的。但彭真却常常用柳罐浇地，而且浇的地不比大人少。因此，他家种的菜常常比别人家的长得好。

除了一般农活之外，彭真还会纺线，从他记事起，妈妈魏桂枝不是纺线，便是织布。为了养家糊口，在祖母张氏的带领下，彭真家不论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要纺线，祖母张氏很严厉，要求大人每天纺二斤半棉花，小孩每天纺一斤棉花。因此，他们家每天晚上，一架架纺车，不停地转动，嗡嗡的声音响到深夜。七、八岁的孩童，正是贪玩的年龄，但是彭真的小伙伴在外面叫他去玩时，他虽然急得满头大汗，也不敢放下手里的纺线车。正是少年时代的劳动实践，使彭真养成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好思想、好作风。这为他日后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人民爱戴的社会公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刻苦的求知

彭真的父亲傅维山没有上过学，但人很聪明，在裴为仁家当长工的几年里，偷空学习文化，慢慢地达到了能看小说、写书信的水平。裴为仁是个秀才，灯前月下喜欢吟诗诵文。为人勤奋忠厚的傅维山，常常偷偷用人家的笔墨将听到的文字或见到的对联记下来，再去请教识字的人。传说裴为仁为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也不阻止他对笔墨的使用，权作支持。由于他心灵手巧又好学不倦，一有空闲还跟着裴家的管帐先生学习打算盘，慢慢被村里人称作“算盘清”。那时垤上村东堡有一块不规则的河滩地，侯马镇上的算粮官几次搞不清这块地该纳多少粮，受到了镇当局的训斥。于是，傅维山便主动提出替这位算粮官算算，结果很快就算出来了。这消息传遍垤上村，传到侯马镇，许多大户人家都伸出了钦佩的大拇指。这无疑是傅维山与命运拼搏的可喜成果。

尝到知识甜头的傅维山，多么想叫儿子读书上学呀！可是他除了尽自己所能，苦心教授儿子一些文字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真是老天有眼。1914年，山东老家有一个叫傅英海的远房亲戚，前来投奔。他是晚清时的穷秀才，论辈份是傅维山的堂孙，虽然年龄比彭真大出20多岁，但还得管彭真叫小叔叔。傅英海的到来，使彭真的父亲喜出望外，为了能让儿子彭真学到更多的知识，也为了傅英海的衣食有个着落，遂起意在垤上办起私塾，让这位堂孙傅英海执教。

在傅英海的执教下，彭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后又开始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四书五经之类的书，随着知识的不断增加，彭真越来越感到不满足，于是，寻找一些当时能找到的《三国》、《水浒》等古典小说来看。阅读这些小说使彭真的思想越来越活跃。他通过小说中的故事，思考了许多问题，结合对当时社会不平的阶级压迫种种现象的观察，逐渐产生了反抗的意识。一次傅英海问彭真：“你将来想做什么营生？”彭真说：“匡正天下，铲除不平”。傅英海大吃一惊。他发现彭真在油灯下偷偷看的书，竟是《水浒》，便说：“这是禁书，看不得呀！”彭真愤慨地说：“地主恶霸为富不仁，当今世界黑暗透顶，穷人不造反还有活路吗？”傅英海说：“人凭命，虎靠山，世上的穷富是早已注定的。”彭真反问说：“那孟子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该怎样解释？”一席话问得傅英海无言以对，但他对眼前这位比自己小20多岁的小叔叔却爱护到敬佩，敬佩他少年壮志，心怀天下。他曾暗中对傅家人说：“大篮子小叔将来一定能成大器，干大事，他心里装的是天下百姓。”

私塾为彭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而劳动又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迫使彭真十分珍视学习的时间。他总是发愤学习，毫不懈怠。他家人口多，但只有两眼窑洞，其中的一眼还存放着张家财主的一口棺材，比他小的弟妹们都不敢上那儿去玩，而为了安静，彭真每天晚上都到这眼窑洞里读书。一盏小小的油灯，常常伴随他到深夜。每到夏至，窑洞里太潮，生出很多跳蚤，坐在那里跳蚤就顺着裤腿往身上钻，搞得他坐卧不宁。后来彭真便想了一个法子，就端一盆水放在脚下，把裤子挽起来，把脚伸进水里。跳蚤一上他的腿，他就顺手把它们拨拉到水里。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彭真读书几近痴迷，连走路的时间也利用起来，为此曾多次受到过父亲的责骂。有一次，彭真到南滩地里去干活，手里拿着一本书，在路上边走边看。这时，他的一个长辈亲戚从对面走过来，正想与他打招呼，却见彭真只顾低头看书，对一切都视而不见，使这位爱挑剔的长辈很不自在。于是他在见到彭真的父亲时，很生气地说：“大篮子回来，你问他在路上碰见谁了？怎么他碰见我连一句话都不说！”彭真从地里干活回来，一进门便被其父的一句问话蒙住了：“你在路上碰见谁了？”彭真回答说：“没有碰见什么人呀！”于是彭真又受到了一顿严厉的训斥：“碰见长辈连招呼都不打，念书念到鼻子里去了。”其实，彭真只顾用心读书，没有注意路上的行人，哪里是不认长辈呢。

新学堂的高才生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促进了各种新思潮的传播。民国初年，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各地兴办新学，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办起来。在这种形势下，1914年，在侯马镇东门内路北黄帝庙内，成立了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国民小学。这所学校和旧的私塾不同，再不是四书五经那一套，而是开设了国文、算术、英语、历史、地理、体育、修身等现代课程，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的先进知识。1919年夏秋之交，彭真考进了这所新国民小学，成为该校第五班的一名新学生，这年，他已满17岁。入学后，他将自己的大名“茂功”改为“懋恭”，并给自己立字“敬之”。他对傅英海说：“我这个‘之’就代表父老乡亲，对他们我要永远恭恭敬敬，决不做有损父老百姓的事。”

升入高等小学的彭真，生活仍然很艰苦。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经常天不亮就起来，挑上菜赶往新绛街上去卖，然后再赶回学校上课。那时在二高上学的学生，大部分是一星期回一次家，每月只需交38斤白面、1斤小米、500文钱，就可以在学校起伙。而彭真吃的却常常是从家里带的用玉米面摊的薄煎饼。在穿着上，有钱的同学穿的是细布制服、洋袜子，而彭真不论春夏秋冬，穿的都是他母亲自织自染的黑色粗布衣。直到上二年级时，学校规定在校学生必须穿蓝或绿两种颜色的制服，彭真的父母才不得不咬着牙，勒紧腰带，按照学校的规定，改变了他穿黑色粗布衣服的形象。

在这所新学堂里，彭真总是第一个起床。教室的门还没有开，他就坐在操场的一块石碾上背书。晚上熄灯以后，他还到操场上背书，据说，有一次他一个晚上就背了36篇古文。那时，在他的床头前，他给自己写了这样的座右铭：“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他就是这样时时鞭策自己、激励自己的。

由于彭真勤奋好学，不耻下问，每次考试，他在班上总是排在第一名，成为当时二高的高才生。特别是他的文章写得好，老师常常把它作为范文，贴在堂上，供大家学习欣赏，而彭真本人也就赢得了广大同学的尊敬。有一次，教语文的老师叫大家作文，写在黑板上的题目却是一个大大的“？”号。全班同学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不知怎样下笔，而彭真却没有用多久便交了卷子。第二天上课时，老师把彭真的文章贴堂公布，让大家观看。只见上面写道：

“纵观天下知识，一言以蔽之日学问。不问就不会学，求知必要善问，这个‘问’字实乃有志之士奋发求进步的动力也。如今世界，充满了令人难以回答的‘？’，只不过许多人不求甚解，人云亦云，或者不懂装懂，得过且过而已。我求天下理，必带这个‘？’号而思索。只有如此，才能担起改造中国社会之重任。”

此文立论正确，论述深刻，言简而意赅，堪称佳作。对于年仅十七岁的彭真来说，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足见其思想敏捷，学识超凡。

反帝爱国新思想的萌生

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全国，推动了全国思想的大解放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新高潮的迭起。这一运动，在侯马各阶层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在侯马镇的大街上，贴出了各种各样的小报，对“五四”运动发表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彭真萌生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他经常与要好的同学关嵩峰、刘殿元、王哲、李茂德、张俊良等集聚在浍河旁，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到街头阅览进步报刊，参加各种场合的辩论会、讨论会。由于彭真的国文基础较好，毛笔字也写得好，参加辨论时又思维清晰，语言犀利，讲得有理有据，因而被同学们推选为宣传队长。从此，他经常带着同学们到镇街上或附近农村进行宣传。每当外出活动时，他就先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讲一讲。如果哪个同学对某个问题有较好的认识，他就让那个同学专门讲这个问题，而同学们也乐于服从他的领导。因此，彭真无形中成了学生的领袖人物。

彭真不但善于进行辩论和宣传，而且遇事善于动脑筋，办事十分讲究方式方法。1920年冬，设在财神庙一间小房内的二高茶炉房地面积满了水，学生们便把财神庙的匾牌摘下铺在地上垫路。一天，侯马镇镇长、南堡村绅士高其銮来到学校，看见匾牌垫在地上，便大骂学生没有教养，对神灵不敬，并气汹汹地责令校长崔国华把匾牌挂上。彭真听说之后，对同学们说：“财神有什么可敬的，他还不是人捧的吗？他能给人办啥事？富的还不是富，穷的还不是穷？既然他什么事也办不了，那就让他为咱们出点力吧！”就这样，那块垫在地上的匾牌仍旧躺在泥水中。不几天，高其銮又到学校，看见匾牌还垫在地上，又责骂起来，这时彭真和同学们围上去质问道：为什么茶炉房漏水你不管，却为那块无用的匾牌骂学生？并要高给学生们担水喝。一时，高的体面扫地，气得跑到井边以投井相威胁，不料刚踏上井台就摔了一跤。这时彭真带上几个同学把他抬下井台，扔在地上，并警告他说：再要乱骂学生，就往嘴里灌茅粪。高其銮从地上爬起来浑身泥水，狼狈不堪地离开了学校。

1922年，在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苦读三年后的彭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从此，他告别了父母弟妹，告别了养育他的黄土地和滚滚浍河水，踏上了他人生里程中的一个全新阶段。在那里，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于1923年先后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投身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中。